※ 作者簡介：

宋竑廣（臉書），男同志、寫手，目前主要以低碳生活部落格、陸敬民房屋部落格、花蓮東方報之固定專欄撰文維生；另為日本歌手中島美雪研究者，為中島美雪介紹會（臉書）幕前幕後主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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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常常看到一些關心福島災民的側寫，雖然也不是沒有帶到政府補助要收起來的部分，但就很「一角」，好像他們沒有在搞社運自救的樣子，覺得焦急，所以寫下這篇。

核災災民訴求救濟全國運動活動照片。圖片來源：原発事故被害者の救済を求める全国運動官網。

「政府提高個人的消費稅，降低公司團體的法人稅，中止生活保護，擴大軍事費用，311後開徵的復興特別稅，個人部份繼續徵收，只有法人的部份提早廢止。」在2015年底〈不許切割核災災民〉的集會上，反貧困網絡代表宇都宮健兒說。

這是日本福島核災災民訴求救濟的全國性運動（原発事故被害者の救済を求める全国運動）的一次集會。由於日本政府將在2017年3月之前，陸續解除「居住限制區域」與「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共5萬餘居民），要求先前避難的居民返回，相關慰問金也將在2018年3月前終止。他們希望政府不要無視避難居民意願，要求撤回取消避難補助的決定，並號召全國百萬人進行連署請願。

核災災民訴求救濟全國運動活動照片。圖片來源：原発事故被害者の救済を求める全国運動官網。

關於避難指示區域解除與否的問題，又或者，為何避難者會有輻射污染的顧慮，飯館村民救濟律師團團長長谷川健一說：「現在國家表示輻射汙染等級都是用空間劑量的西弗，這只是空氣中（當下的）劑量，但我們非常在意（累積在）土壤遭輻射汙染的狀況。據說政府已經在我家後面山林完成了除去輻射污染的工作。」

「結果我採集樣本去測（委託日本大學生物環境資源科學部糸長浩司教授研究室），一公斤居然有兩萬六千貝克，估計一平方公尺有130萬貝克，而日本放射線廢棄物的標準不過是8000貝克，應該要被嚴格管理才是。」

「除去輻射汙染後的地方還有2萬6000貝克，這是國家標準的三倍以上，這樣高污染的地方，國家居然要在2017年3月後解除避難要求。而且我們村里之後還要再次開放污染地之上的學校，像這樣的事情，我不持續發聲下去不行。」據他表示，儘管村內有不同立場的人，而且剛核災發生時也很溫順，但現在超過半數以上的6000人都很憤怒。（於福島核電提告團記者會）

長谷川健一的飯館村攝影展網宣。圖片來源：攝影展官網。

長谷川健一所言並非特例，2016年1月，〈女性自身〉雜誌在福島中小學周邊隨機採取60個土壤樣本（指導單位為NPO法人市民環境研究所、現京都大學原子核工學専攻教務職員河野益近），8成都遠遠超過〈放射線物質管理區域〉所規定的每平方公尺4萬貝克，有的樣本甚至高到108萬貝克。島根大學臨床教授、醫師牛山元美受訪表示：「只看空間劑量來判斷安全與否，只考慮到外部（體外）被曝，無視放射性物質攝入體內，造成體內被曝的風險。」

日本電視台ETV對「車諾比法」的分析，為補償烏克蘭國民因核災產生的損失，該法訂有各種補助，也認定相當多樣的輻射疾病，而福島核災還沒有類似作為。

關於避難區域的解除，另一項爭議便是輻射健康風險。目前福島縣篩檢出百名以上罹患甲狀腺癌的未成年人，日本政府並不認為跟核輻射有因果關係。福島縣縣民健康調査委員會的甲狀腺評價部會認為（2015年5月、中程摘要）「對於福島縣健康調查的結果，就我國能掌握的甲狀腺癌症統計相比，盛行率高出了2~3位數。至於如何解釋，是被曝或是過度診斷（未致命前即提早驗出）等原因所致，前者不無可能但傾向於後者。」

不過，公害問題記者MASANO ATSUKO，從2014年12月環境省「福島核災住民健康管理方面專家會議」紀錄裡發現，若要解釋為，因大規模檢查才導致檢出人數（罹患率）增加（即所謂「檢診效果」），就成年人的話是10~50倍（中程摘要第29頁），但在此前的數據，卻已高過這個數字，而且未成年人罹患甲狀腺癌的可能性遠低於成人（此病多於40歲後），差距更為拉大，更難以檢診效果解釋。此外，也還有各種反對官方解釋的意見。

前世衛輻射與公共衛生顧問Keith Baverstock，於2014年召開國際記者會（影像），強烈批判（書面）聯合國原子輻射影響科學委員會對福島核災的報告，他的官網寫道：「不顧輻污還在持續，就做出『最終』風險評估。」

在福島核電提告團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出否定輻射風險的說法，對此災民代表武藤類子說：「即便還不知道甲狀腺癌的原因是否為核災或其他，但保護孩子跟下一個世代是我們的義務，基於預防原則，我們還是應該要先避難。」在核災災民訴求救濟運動的文宣裡，則提供了烏克蘭代謝研究所長Mykola Tronko的研究，指出有相當比例的甲狀腺癌案例來自低劑量被曝。

Mykola Tronko也曾懷疑被曝者甲狀腺癌頻傳，是起因於檢診效果，但後來他認為並非如此；前世衛輻射與公共衛生顧問Keith Baverstock指出，當初對於車諾比小兒甲狀腺癌的成因若是沒有爭論，可以更快地對災民伸出援手。

據復興廳對避難區域幾個鄉鎮的居民調查，有五成左右不回去，三成左右表示無法判斷，要回去的比例最高不到兩成，因此核災災民訴求救濟運動強調：「政府不要無視居民意願。」據美聯社報導，一名在東京依賴避難補助租屋的福島災民 Megumi Okada，面對政府收傘的難關，無奈地說：「我知道身為日本人不可能成為國際難民，但我希望可以，畢竟這關於我們的生存。」

車諾比法規定，人工輻射劑量每年一毫西弗以上便有移居權利，五毫西弗以上便有移居義務，10以上強制避難，一毫西弗也是日本部份災民爭取的標準，但日本政府在災後把容許劑量提高到20毫西弗。圖片來源：擷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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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面對福島核災，不管是食材選擇或污染標準，車諾比經驗皆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而這一切，也歸功於日本援助團體長年來對車諾比不計成本、著重心意的偉大付出。今日，適逢車諾比核災30週年，我們能看見，勉力修復裂痕、傷痛的艱難過程中，總透有溫暖而堅定的光。在全世界天災人禍不斷的時刻，與讀者分享兩者之間令人終生難忘的感動故事。

因為IS的攻擊，失去故鄉的少年，又因為疾病失去左手，失去生存意志，JIM-NET為他找來喜歡的足球明星鼓勵他。影片20秒處為日本醫生鎌田實。

「我反對伊拉克戰爭。因為戰爭，伊拉克變得一片狼藉，現在又有IS（伊斯蘭國）作亂，庫德族人與阿拉伯人對立，什葉派與遜尼派對立。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也以『人道復興支援活動』作為名目，派了5480人自衛隊員，其中有21人在服役中自殺。」

「當時首相說這裡是安全的，於是送了自衛隊過來，可是，沒有安全的戰場可言。美國派到阿富汗跟伊拉克戰爭的士兵裡，也有440萬人得了PTSD創傷後壓力症，等於每五人就有一人罹患精神疾病，每年有200人自殺。伊拉克戰爭不只是讓孩子與年輕人傷亡，勝利者的一方亦然。戰爭是地獄。」——〈在伊拉克體認到的、名為戰爭的地獄〉 鎌田實 2015.07.27

支援三地核災的醫生

鎌田實。（來源：官網）

在部落格書寫伊拉克義診日記，寫出這段話的，是日本醫生、作家與人道救援者鎌田實，1948年生，致力於在地醫療的他，以支援車諾比、伊拉克與311震災災區等廣為人知；30歲時，任長野縣諏訪中央醫院院長，讓這家瀕臨崩潰的醫院起死回生，且讓原本全國腦中風死亡率最高的長野縣，變成最長壽、醫療費也最便宜的縣市；為現任諏訪中央醫院名譽院長、日本車諾比聯合基金（The Japan Chernobyl Foundation；簡稱JCF）理事長、日本與伊拉克醫療網路（Japan Iraq Medical Network：JIM-NET）代表。

自1991年開始到現在，他派遣過超過100回的醫師團，到白俄羅斯輻射污染地帶（車諾比核災），捐贈約14億日圓的醫療物品；2004年開始支援伊拉克（被懷疑因美軍貧鈾彈而有輻射污染問題），10多年來在伊拉克的四間兒童醫院，捐送4億日圓的藥物，即便是有伊斯蘭國IS肆虐與空襲的地方，他也持續地做難民營義診。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自然也在支援地區之列。

沒想再去卻持續20年....

《雪與鳳梨》書封。

「之前畢竟是讓人害怕的國家。我沒有想過會再去。」在接受醫療資訊節目〈海堂報導〉訪問，對於白俄羅斯核災區的感想時，鎌田實說道。

儘管如此，見識到當地發生的悲劇，讓他無法袖手旁觀：「最震撼我的是，給白血病病童的針筒不夠用，因此反覆使用而造成B型肝炎大規模感染，很多孩子因此急病而亡：『針筒的話我幫得上忙。』就從這裡開始，然後接踵而來的必要物品等等，就這麼一路支援了20年以上。」

鎌田實支援白俄羅斯如此之久的原因，和他在日本諏訪中央醫院是一樣的。

在他的著作《雪與鳳梨》裡提到，一名白俄羅斯少年安得雷，因為白血病去世，當時他和其他日本醫生，正在教授骨髓移植療法給當地醫生，其他病患治好了，這位少年卻沒有，因此向少年的母親說：「沒能治好您的兒子，真是抱歉。」

而那位母親則說：「雖然我兒子病故了，但是，他在骨髓移植之後，因為敗血症吃不下，說是只想吃鳳梨。為此日本醫生們在零下20度的天氣裡到鎮上，一家一家店地去找了來，兒子吃了之後發生奇蹟，退燒了，敗血症也好了。雖然後來白血病復發、往生，但我們全家人絕對不會忘記，這群日本醫生的用心。」在諏訪中央醫院所實行的醫療，同樣溫情暖暖。

人情暖暖的各種發想

鎌田實是一位有著各式各樣構想的人，特別是對支援活動最需要的金錢來說，他的創意時常發揮了作用。

台灣有出版幾本鎌田實的著作，這本《菠菜在哭》是以福島核災中的農產為主題。

他曾邀請薩克斯風手坂田明為車諾比核災錄製慈善CD，銷售約4萬張，獲得一億日圓的利潤；他在311災區發起的「千人泡湯」活動，除了幫助缺水的災民沐浴、改善衛生之外，還有「雇用災民、活絡當地經濟」的用意。

鎌田實的構想總是帶著溫暖。除了泡湯給人溫暖，311事發的前幾天，他在深入災區前，也想到了要給災民帶上熱食，還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又帶上了啤酒。有失去家人的災民喝了之後說：「好像暫時不會去想死的事情了。」

現在，諏訪中央醫院提供福島災童（能幫助體內代謝放射性核種的）「保養」渡假，以及福島縣外兒童的甲狀腺檢查。

紀錄片〈被曝者〉預告，開頭是在伊拉克南部檢測輻射污染（貧鈾彈）。導演是來台多次的鎌仲瞳，她也是JIM-NET理事，曾親耳聽聞一名伊拉克母親對她說：「（因經濟封鎖）不給我們白血病的藥，全世界是希望伊拉克的孩子去死嗎？」。

伊拉克輻污概況

相較於廣為人知的車諾比與福島，鎌田實擔任代表的日本與伊拉克醫療網路（JIM-NET），則提供了關於中東地區輻射污染的現況，據伊拉克環境部資料，該國國內有300個放射線污染地點，危及2250萬伊拉克人民的健康（伊拉克有半數人口是孩童），其中最嚴重的五個地點，還是聯合國環境改善計劃裡的一部份；據伊拉克環境保健委員會委員、鈸西輔．夏利夫的資料，1990年，伊拉克1000名孩童裡有2.3例的畸形兒，到2000年時增加到22例，是過去資料的七倍（編按：波斯灣戰爭發生於1990年8月到1991年2月底）。

兒童癌症的分佈，在伊拉克西部尤其多，佔全體癌症人數8%（先進國家不超過1%）；根據專門治療癌症與腫瘤的烏魯吉醫生的資料，從1990年到2005年8月25日共5465起病例來看，到2004年時，癌症增加率高達七倍，其中以肺癌、支氣管癌佔70%，接著是乳癌、白血病（患者多為兒童）。35%的兒童出現腦部腫瘤，次多的病症則是淋巴腺癌。

伊拉克白血病兒童的繪作。（來源：JIM-NET）。

JIM-NET在中東地區廣泛地協助因為戰爭受傷的傷患，像是被以色列核設施放射線影響而罹癌的巴勒斯坦人等等，2012年5月，他們出版了科威特放射線污染報告，同樣因為波灣戰爭使用貧鈾彈的關係，接獲癌症人數增加的種種消息；科威特保健部與IAEA國際原能總署在2002年查訪，都否定當地放射線污染狀況會導致健康風險，不過JIM-NET質疑貧鈾彈不易被分辨出來，民眾可能會接近這些污染源，而且接受採訪的當地醫生也表示，從統計看起來，罹癌人數確實逐漸增加中，以2007年對14歲以下兒童白血病的統計來說，比例是世界平均的兩倍。（後三段節選自作者舊作〈廣島、車諾比、伊拉克與福島 核災中的4名醫生（下）〉）

治標、治本與治世

出於對伊拉克戰爭的體認，鎌田實並不只是漫談戰爭的無情與殘酷，慈善工作之外，他明言反對象徵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的、提高戰爭風險的「安全保障法制」；旗下基金會JIM-NET，也致力於反戰倡議，聯合國會議員，成立伊拉克戰爭主題的國會內部學習團體；最近，他們協助「選擇非戰演劇人之會」的宣傳文案寫道：「你正等著戰爭爆發嗎？」有些人以為，純粹偉大的慈善活動，和基進的政治態度無法兼容，但這對用「過度激烈」來形容自己人生的鎌田實來說，或許是治標又治本的治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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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諾比30週年】由日本縫合的傷口 奇蹟的手術刀──菅谷昭

前言：面對福島核災，不管是食材選擇或污染標準，車諾比經驗皆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而這一切，也歸功於日本援助團體長年來對車諾比不計成本、著重心意的偉大付出。今日，適逢車諾比核災30週年，我們能看見，勉力修復裂痕、傷痛的艱難過程中，總透有溫暖而堅定的光。在全世界天災人禍不斷的時刻，與讀者分享兩者之間令人終生難忘的感動故事。

紀錄片節目「PROJECT-X」介紹菅谷昭片段，他曾受邀來台演講；該節目以表彰無名英雄為宗旨，主題曲「地上之星」由中島美雪創作，為日本公信榜在榜最久（連續174週）的單曲。

「我們活在同一個地球，和自己的意志無關，不過是在所謂不同國家的大環境中，各自生活罷了。看看廣大無邊的宇宙，地球也不過是數個星球中的一個而已。是啊，我們是地球人。棉薄之力也好，正是現在，跨越國境、擴大互助網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菅谷昭

從顫抖到安心

出身車諾比核災污染區、白俄羅斯戈梅利州，年值11歲的少女卡薔，即將動甲狀腺癌的手術，入院後，她見到其他同症狀的孩子，頸間的巨大疤痕，嚇得顫抖起來，每天晚上都要抱著貓咪布偶睡覺，就在住院時，來自日本的醫生菅谷昭，帶著笑容告訴她：「妳放心吧。」手術後，卡薔看到自己頸間只留下細小疤痕，放心了，把貓咪布偶送給了醫生。

長大後成為護士的卡薔。（來源：「PROJECT-X」截圖）。

菅谷昭，原為信州大學醫學部醫生，專攻甲狀腺疾病，1996年，跟隨非政府組織，前往白俄羅斯首都明斯科國立甲狀腺癌中心支援，在當時，白俄羅斯使用舊式手術切除甲狀腺癌，留下明顯傷疤，有的女孩因此擔心不能結婚，當菅谷昭在第一次執刀後，優異的結果，身旁的白俄羅斯醫生肯那吉為之震撼，回家追查菅谷昭的資歷，這才發現，書上擁有世界級甲狀腺癌手術技術的醫生，就在他的眼前。

之後一直到2001年，菅谷昭都在白俄羅斯行醫，先從肯那吉等人開始，他知無不盡地傳授他的手術技術，又到距離明斯科300公里外的、醫療資源更為缺乏的戈梅利州駐診，他不但用優秀的技術治療病患，並在肯那吉等俄羅斯同僚、（後來成為護士的）卡薔的協助下，時常挨家挨戶地到府查看病患的術後情形，醫生肯那吉說：「日文有句話是『一期一會』（一生一次的相遇），能夠遇到菅谷醫生，是我一生的寶貴回憶。」（以上為電視紀錄片節目PROJECT-X內容）

走在前端的輻污防範

菅谷昭離開白俄羅斯前一年，獲頒該國最高勳章，2004年，他當選長野縣松本市長，2012年，在沒有其他候選人的情況下，二度連任市長，這是該市政治史上，睽違36年來的紀錄，2016年，擊敗對手再次連任；有鑑於在車諾比核災區中的經驗，福島核災後，松本市是最早比照車諾比核災區（烏克蘭標準），制定學校營養午餐輻射容許標準的縣市（目前中央政府標準的一半以下），菅谷昭表示：「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也能比照辦理的話，就不是只有松本市好而已了。」而後日本不分東西，有許多縣市比照辦理。

菅谷昭四處演講，提醒大家預防核輻射的可能危害（包括在當地被稱為〈車諾比愛滋〉的免疫機能低下，造血機能異常等非癌症疾病）的重要，也出席環境省專為福島核災設置的住民健康管理會議，提供他的所知所聞；他並特別提及，在和戈梅利州保健局長會面時，因為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關係，局長避談車諾比核災的影響，「一切都結束了，現在這些疾病只是心理影響。」

戈梅利州保健局長。（來源：環境省網站、菅谷昭簡報）。

然而當菅谷昭表示，將以對方名義、照字面上的答覆，帶回去給日本參考時，局長突然改口：「我作為一個醫生．．．我第一次說，事實上，車諾比核災還沒有結束。」希望菅谷昭繼續努力。2003年後，他擔任日本「車諾比醫療基金」理事長，持續對白俄羅斯提供醫療支援，與該國醫生赴日進修的資源。

白俄羅斯輻污概況

Valentina Smolnikova。（來源：IPPNW）

關於白俄羅斯醫生避談核災影響的情形，日本電視台曾報導過，不但放射線醫院的醫生口徑一致（雖是放射線醫院但病患與此無關），連原本約好要受訪的醫生也臨時婉拒。而關於白俄羅斯戈梅利州在車諾比核災後的健康影響狀況，擔任過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PPNW大會講者、在當地行醫達25年的Valentina Fyodorovna Smolniko，有更清楚的報告：

「在兒童的部份，在1986年3~4月出生的孩子，出現多指症、殘缺、殘障、脊髓分離症等脊髓異常等症狀，孕婦本身也出現肝功能傷害與高血壓等症狀；從03年、06年到2010年對兒童的調查來看，得到慢性病的比例上升，健康的孩子越來越少，例如03年健康的孩子佔46.3%，到2010年只有29.6%。」

「10年前徵兵時，當地25%的少年（約莫事故後出生的孩子）不適合服役，到了2011年春天，有38%的少年完全不適合服役，且就算是去當兵的少年，也有34%罹患各種疾病。因為放射性鍶會累積在骨頭的關係，脊髓出問題的變多了，而原本就有關節炎的人變嚴重，骨頭軟化且容易受傷。」

電視新聞報導，福島核災後，有民間單位在橫濱的大樓屋頂，檢出放射性鍶。

菅谷昭也提醒過，今後要多利用車諾比核災區的經驗，為福島兒童的健康早做預防，放射性鍶，也是日本許多學者、媒體警告的核災污染之一。據幼兒牙齒調查（Baby Tooth Survey），1963年後出生的兒童乳牙中鍶-90的含量較1963年前出生者高出50倍，因此說服了美國總統甘迺迪與他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有組織追蹤部份兒童後續的健康狀況，結果發現在50歲以前死於癌症者，幼年貯存的乳牙內鍶-90的含量，為到50歲仍存活者的兩倍。

目前日本食品輻射污染檢測，絕大部份都沒有鍶-90。反核學者小出裕章表示，這是因為工序複雜、耗費時間與價格昂貴的關係。總之受限於成本與時間考量，要確實掌握食品中各種放射性核種的影響實在很難，台灣在談論日本食品輻射污染時，也應該提醒民眾才是。

與非核結合的市政規劃

三連任市長的歷史性政治佳績，是菅谷昭為人津津樂道的資歷之一。松本市的市政，也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城市理想，有別於一般以經濟、交通為大宗的政治藍圖，除了大幅提高移入人口的最高政策「健康延壽」之外，預定在今年舉辦的「日本非核宣言自治體協議會總會」，也讓人耳目一新，該會議為「聯合國縮減軍備會議」、「和平首長會議國內加盟都市會議」的延續，懷抱著擴大和平網路的期待。從醫生到市長，看似轉換跑道，但如此的市政藍圖，讓人感到一貫的經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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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起，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開始就《文資法》修正草案進行審查討論，前後歷經包括本週一、三、四共五次會議質詢、逐條審查，12日完成初審。昨上午隨張內閣總辭後仍出席會議的文化部長洪孟啟表示，感謝委員會長年指教，並稱許準部長鄭麗君認真、政治邏輯清楚，對此次修法尤其肯定提高罰則部分。

這次不分黨派共同合作完成的初審版本，送交院會前不須再經朝野黨團協商，召委陳學聖表示，這是舊政府下台前的完美身影，也是交接給新政府的一份禮物。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通過《文資法》修正草案。攝影：林倩如。

實務操作《文資法》不敷使用 今納入新制度

自1982年5月公布施行《文資法》以來，歷經6次修正，2005年11月全案修正施行，中央主管機關由內政部移轉至文化部（前身為行政院文建會），迄今近10年未有結構性大幅修正。為因應文資保存、原住民文化資產實務上之需求，並與世界遺產公約接軌，本會期立委陸續提出20多個提案，同行政院版本進行草案修正。

《文資法》交織於當代社會發展脈絡底下，實務操作後發生諸多不合宜、窒礙難行之處，衍伸包括：文化資產的分類及其定義內容、國定遺址的指定程序、列冊遺址的監管保護、為保護或研究遺址而進入公、私有土地的限制、遺址定著土地的所有權移轉、毀損文化資產的處罰及其他相關問題，均屬本次修正重點。

文資兩大類：有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

逐條審查第一回合，第一章「總則」第1條開宗明義：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而第三條在增加類別、修正定義方面爭辦甚久，乃為關鍵要點，主要將文資區分成有形、無形。經修正如下：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

另第一章第4條，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政府為縣（市）政府。新增自然地景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也補充，文資得經審查後以「複合式」之型式指定或登錄，而涉及不同主管機關管轄者，由文化部會同有關機關跨部會決定。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針對有形、無形資產定義展開磋商過程。攝影：林倩如。

有形資產修正後條文。攝影：林倩如。

制度性保護公有文化資產

第二章「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第15條，新增如下：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自建逾五十年者，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經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還有第20條擴大暫定古蹟範圍，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在未進入審查程序前，若遇緊急情況，主管機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期藉此強化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免於自燃、突拆等惡意破壞尚未審議文資之保護手段。

且因應現代其他國土空間管理規劃，則在第39條修正：主管機關得就前條古蹟保存計畫內容，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另外，兩難於居住正義、古蹟保存之間，該條文因此增加：中央主管機關於擬定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定古蹟保存計畫，如影響當地居民權益，主管機關除得依法辦理徵收外，其協議價購不受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四項之限制。亦即若須徵收民地，其價格不受《土地徵收條例》以「市價」為準之限制，擁有彈性議價的空間。

文化景觀  層級提升至中央

第四章「史蹟、文化景觀」，因現行史蹟、文化景觀僅有地方層級，第61條修正如下：史蹟、文化景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已登錄之史蹟、文化景觀中擇其保存共識較高並具有特殊保存意義者，審查登錄為重要史蹟、重要文化景觀後，辦理公告。

自然地景  新增地質公園類別

第六章「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第78至88條，農委會同屬主管機關，自然地景依其性質，且順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保育地景的潮流，新增地質公園一類，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及自然紀念物；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物、礦物、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台灣目前共有22處自然保留區（包括國定19處、直轄市定1處、縣定2處）、5種自然紀念物（均為珍貴稀有植物，皆屬國定），自然保留區如位於國有林班地者則由林務局管理維護，其餘則由土地權管之各縣市政府管理維護。

自然紀念物之珍稀植物因自然狀態下多生長於國有林班地，亦由林務局管理。此外，地質公園現有4處示範區：雲林草嶺地質公園、澎湖海洋地質公園、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及台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繼續閱讀下篇）

※ 註：修改條文參自現場資料整理而成，或有修改之處，概以立院議事記錄版本為準。

【系列報導】制定以來最大修法 《文資法》修正草案初審通過（上）（下）

作者的話：據日本中央政府資料，食品輻污超標率再降四成，來到0.18%的新低，然而，從消費者送驗樣本的檢查結果來看，事情又似乎不盡然樂觀，加上超標、應限制品項流於市面，甚至被小學生吃進肚子裡（營養午餐），事隔核災五年的現在，日本食品受放射線污染的狀況究竟如何呢？

媒體報導栃木縣宇都宮市的小學營養午餐食材超標。

為爭取青睞而自我要求

以上為大方向的日本食品輻污報告，其他個別污染品項及其數值，如2015年11月厚生勞動省檢出岩手縣奧州市衣川村的蕎麥麵每公斤190貝克等等，恕不一一羅列。有興趣看各品項輻污地圖的讀者，可至WHITE FOOD網站，該站每年都會就若干品項，把官方數據製成全國地圖式的3D長條圖。

據每日新聞報導，受食品輻污影響，各國在311後輸入日本食品大減，隨著時間漸漸恢復，唯有中國仍然拒絕門檻尚未放寬，時值G7高峰會辦於新瀉縣，該縣擴大農產放射線檢查，並將結果翻譯給中國領事館，爭取支持。另一方面，儘管官方數據檢出率越來越低，民間通路卻有標準更嚴格的例子，生活俱樂部生協連合會自今年4月起，自訂輻污標準比過去再降一半，例如牛肉、牛奶等從每公斤50貝克降到25貝克等，透過嚴謹的自我要求，爭取消費者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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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環海的台灣，在長期陸域思維統治下，人們與海疏離陌生。海人職事成為一種長年的海岸遊蕩、海上漂泊。聽從風多變的指令，順應波濤的喜怒無常，偶也有叛逆，不言聽計從、起身對抗的剽悍。而那便足以成為在兒孫友人間越傳說越發有味的故事，即便記憶隨歲月日漸泛黃陳舊，故事總還是故事，隨時在尋找聽眾。

至於上岸後隨即斤斤計較的現實，如同浪頭沖刷，生活的樣貌、底細，甚至人的本質，有的打磨得光滑圓潤，有的裸露崩塌。夜以繼日的淘洗帶來也帶走一些，不論是沈積或侵蝕，都在尋求達到平衡。岸上的種種，需要更多時間聆聽、理解。

海人職事與海洋的互動，是一段段未曾得到太多注目的故事，透過他們的雙眼和人生，深居城市的居民得以窺見環繞我們四周的這片深藍，願意往她的方向多前進幾步，瞭解生命不能、也未曾斷絕與海的連結。

以田野紀錄報導方式，書寫四位海人職事的故事，深入報導海人生活與從事的漁法、捕撈的魚種，探討其所從事的工作，使用的漁法相較其他漁法是否永續，進而探討台灣漁業資源管理、海洋資源研究現況以及應該加強管理之處。盼藉由每個海人的小歷史故事，逐漸拼湊出台灣近代的海洋漁業歷史。

【第一季】來自黑夜的大魚——冬季土魠三部曲

• 6/8首部曲

• 6/15二部曲

• 6/22三部曲

• 6/29番外篇

專題介紹：四面環海的台灣，在長期陸域思維治理下，人們與海疏離陌生。海人職事成為一種長年的海岸遊蕩、海上漂泊。聽從風多變的指令，順應波濤的喜怒無常，偶也有叛逆，不言聽計從、起身對抗的剽悍。而那便足以成為在兒孫友人間越傳說越發有味的故事，即便記憶隨歲月日漸泛黃陳舊，故事總還是故事，隨時在尋找聽眾。

至於上岸後隨即斤斤計較的現實，如同浪頭沖刷，生活的樣貌、底細，甚至人的本質，有的打磨得光滑圓潤，有的裸露崩塌。夜以繼日的淘洗帶來也帶走一些，不論是沈積或侵蝕，都在尋求達到平衡。岸上的種種，需要更多時間聆聽、理解。

海人職事與海洋的互動，是一段段未曾得到太多注目的故事，透過他們的雙眼和人生，深居城市的居民得以窺見環繞我們四周的這片深藍，願意往她的方向多前進幾步，瞭解生命不能、也未曾斷絕與海的連結。

本系列報導以田野紀錄方式，書寫四位海人職事的故事，深入報導海人生活與從事的漁法、捕撈的魚種，探討其所從事的工作，使用的漁法相較其他漁法是否永續，進而探討台灣漁業資源管理、海洋資源研究現況以及應該加強管理之處。盼藉由每個海人的小歷史故事，逐漸拼湊出台灣近代的海洋漁業歷史。

透過海人職事的故事，我們試圖拼湊出台灣近代海洋史。圖為將軍嶼八卦網抓魚。攝影：潘佳修。

還是從吃開始吧  台南小吃：土魠魚羹

說起台南的美味小吃，肯定不會漏了土魠魚羹，一碗40到60元價格的美味湯品，配上三、四塊炸魚，令人垂涎三尺，一年四季都吃得到。但是，來到凌晨開市的台南安平批發魚市場，一尾來自澎湖的新鮮土魠6～7公斤，一公斤少則400元，多則上千元，切成我們常見的輪狀魚片，一片差不多兩、三百元，再切成一小塊來炸土魠，成本可能就要50元，小吃店老闆會這麼大方嗎？

其實正港的澎湖土魠是冬季限定，因價格高、數量有限，要進入土魠魚羹小吃店的機率微乎其微。價格成本考量下，幾乎不可能使用新鮮土魠。

在安平魚市場經營土魠專賣的陳澤信表示，澎湖來的土魠價格最好，因為品質最佳、最新鮮；但是土魠也有進口的，來自世界各地，也有分等級，等級差的，價格大概只有台灣產的四成左右。

那麼澎湖海域的土魠是怎麼來的、為何每年都在秋冬來到這裡呢？

台南安平漁市賣土魠。攝影：潘佳修。

切成片狀的土魠魚片，一片成本約兩三百元。攝影：潘佳修。

澎湖：土魠漁業大本營

俗稱土魠的「康氏馬加鰆」，全球分布廣泛，除了台灣，印度至西太平洋也有。台灣漁獲海域在新竹、澎湖及南部，估計漁獲量每年有1千公噸左右，其中又以澎湖最多。

每年秋天大概9月，土魠就會陸續從北邊海域迴游到澎湖，主要漁期在12月初到隔年3月。此時土魠會近岸覓食後產卵。澎湖海域因為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成為土魠近岸覓食索餌的區域。

「土魠吃飽了，才有辦法繁衍下一代。」澎湖水試所研究人員冼宜樂表示。土魠生殖期為3～6月，產卵水溫推測為24～25℃左右，這時候的台灣淺堆海域（南淺海域）水溫正好適宜，因此成為土魠產卵場域之一。5月水溫開始回升後，產完卵的土魠後便往北洄游。

土魠之名  跟漁法有關？

而每到過年，台南、澎湖人的餐桌都會有土魠上桌，互贈親朋好友大型氣派的土魠已成了當地人的習慣。土魠名稱由來之一，據說是清朝水師提督施琅，1683年時，替清朝取下台灣；施琅很喜歡吃漁民上呈的一種鰆魚，老百姓就稱這種魚為「提督魚」，以台語發音，口耳相傳就成了「土魠魚」。

除此之外，土魠名稱由來，尚有其他說法則是跟捕捉漁法有關。有人說，土魠更正確念法是「土禿」，因為被漁網纏住的土魠，表皮被網繩磨破、禿了，因而有土「禿」之名，這種漁法就是常見的捕捉土魠漁法：流刺網。

目前在澎湖，各種土魠作業的漁船約300艘，其中以流刺網最多，澎湖望安鄉的將軍嶼也有十幾艘。

將軍嶼的港口，停滿漁船。攝影：潘佳修。

深入將軍嶼  先拜見海上王爺  

阿明是將軍嶼土魠魚船的船員，他每天都會到永安宮給神明奉茶，而且總不忘穿上古代服裝，畢恭畢敬點香、上茶。雖然只是幾分鐘的事，卻頗為慎重。

永安宮已有200多年歷史，是乾隆17年（西元1752年）建立，主神是郝府王爺，是島上信仰中心之一。人民期盼王爺保佑，每次出海都能平平安安、若能大豐收當然更好。

民國六、七〇年代，將軍嶼曾是紅珊瑚漁船大本營，廟裡因而供奉了許多火紅的寶石珊瑚，當年住了6、7千人，曾有小香港之稱。如今，雖然繁華不再，廟裡用紅珊瑚雕刻的神像依舊閃亮，小島也仍住有4、500人，在澎湖可是數一數二的人口密集。

澎湖將軍嶼永安宮。攝影：潘佳修。

將軍嶼民阿明穿上古代服裝，畢恭畢敬到永安宮點香、上茶，祈求豐收。攝影：潘佳修。

刺網漁人葉水上  見證紅珊瑚漁業興衰

綁著鋼筋、打撈珊瑚用的石頭，在將軍的街頭巷尾不時可見。一條主繩綁著兩個30公斤的石頭，有八條主繩；流水強的時候，一條主繩會綁三個石頭，增加捕獲率。

今年68歲的葉水上，國小畢業就跟著爸爸、叔叔們抓土魠，30幾歲也當過紅珊瑚採集員。起先是每年夏天，在宜蘭南方澳、龜山島、基隆，300米深的海域採集，小潮時出海，七天後，等大潮時才回港。

後來近海的紅珊瑚少了，船家就開始跑遠洋。從台灣過去，就要開個十幾天，抵達水深1千米，有紅珊瑚的地方；等到船裝滿了才會回航，一趟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跑過太平洋的中途島、香港西南。

「當年的收入比土魠還好！」葉水上說，「但是我們不是船長，家裡都不會有紅珊瑚，因為那是手腳不乾淨的人才會有啦。」

打撈珊瑚時先綁石頭。攝影：潘佳修。

廟裡的紅珊瑚，見證紅珊瑚業的興盛。攝影：潘佳修。

現在的將軍嶼，紅珊瑚業沒落，但是小島漁業依然盛行，全村還有7、80艘船在出海捕魚，港口時常停滿船，進進出出，非常熱絡。全澎湖有300艘土魠船，這裡就佔了8%，20幾艘的土魠船。抓土魠有流刺網、曳繩釣、延繩釣、定置網、一支釣等漁法，將軍抓土魠的漁法有流刺網、曳繩釣，以及少數的底刺網。

當紅珊瑚採集員跑了三年的船後，葉水上回到將軍嶼，在40幾歲時，用360萬，打造了一艘屬於自己的船「勝財發」號，也就是現在抓土魠的這艘，十幾噸屬於CT2。如今這樣的一艘船可是要價800萬了，現在交給兒子葉生鵬當船長。

流刺網船漁人葉水上。攝影：潘佳修。

「勝財發」號現任船長，葉水上的兒子葉生鵬。攝影：潘佳修。

準備出發  海上黑夜抓土魠

夕陽下港口旁，船員阿明正在修補抓土魠的漁網，抓土魠是阿明秋冬的主業，可從10月抓到隔年3月。以前用的是綠色漁網，後來發現灰色效果更好，就改成灰色的。兩張網子加起來有兩海浬長，修補起來很費工，需要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完成。

葉生鵬的船員，含船長共有五位，從34到60歲都有，30幾歲的阿明算年輕的。葉生鵬選擇用當地人當船員，是現在很少見的做法；台灣藉漁工的薪水採分紅方式，扣除成本後，抓多少魚、分多少錢。而現在大部分漁船聘僱外籍漁工是給付月薪，一聘兩年。雖然請當地人分紅成本高，葉生鵬卻覺得，語言能溝通最重要。

準備好，傍晚就要出海了。葉生鵬說今天風不大、風向不錯，雖已是土魠季尾聲，但有出海就可能有收入，不能不把握。葉水上這天也跟著兒子一起出海。

「勝財發」上包含船長，有五位船員，葉生鵬選擇用當地人當船員，是現在少見的做法。圖為出海前的理網。攝影：潘佳修

抓土魠用的網子價格不斐，要價130萬元。設計成大的網目（5.6-5.8吋），主要是因為越大的土魠價格越高，漁民當然希望抓到越大隻越好。流刺網最大可抓到十幾公斤的土魠。因為土魠是迴游性中表層魚類，所以網子設計為浮水型。放水流的網子，等土魠魚游動時，魚身刺入網目中，就是所謂的「流刺網」。流刺網抓到的土魠有個特色，就是魚身接近胸鰭附近會有勒痕，越新鮮勒痕越不明顯，是主要的辨識漁法特徵。

根據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104年的報告，澎湖的流刺網作業網目較大，捕獲的土魠以體重5～6公斤為主，體重低於3公斤的土魠比例較少，只佔18%。

澎湖水試所研究人員冼宜樂說：「3公斤體型的土魠就具有生殖能力。」也就是說這種抓土魠用的網目作業，讓比較小型且具有生殖力的土魠，有機會成為漏網之魚，在大海中繁衍下一代。因此，在澎湖水域，使用流刺網捕捉土魠、混獲的情形，目前看來在永續利用上是尚可接受的。但未來在研究資料更充足後，應該可以在網目、數量等做更好的管理（註）。

抓土魠用的網子，價格不斐，要130萬元。設計成大網目（5.6-5.8吋），修補起來也非常費工，需要眾人協力才能完成。攝影：潘佳修

收網  會暈船的老船長

在船尾，手腳俐落的船員，分工合作，不到1小時，就把130萬的網子放到茫茫大海中了，船艙熄燈，靜靜等待土魠到來。只見浮球上的紅色、綠色信號燈，一明一滅，現在只能靠燈號掌握漁網的位置。

滿天星斗的黑夜海上，船員們或坐或臥，有些在船艙、有些則是直接躺在走道睡覺，因為要等上兩、三小時。此時，船上唯一不能睡覺的是船長，因為要顧著100多萬的網子，得一直開船巡視，深怕一個不注意，或是流速太快，網子流走。

「有一次網子流太快，追了10哩遠才找回來！」葉生鵬說，又或者是網子跟別人的網子重疊，甚至被中國的底拖網漁船拖破，「抓不到魚就算了，這個一『了錢』（賠錢）就是上百萬！」

滿天星斗的黑夜海上，要捕魚得等上兩、三小時，船員都在休息，只有船長葉生鵬不能睡。攝影：潘佳修。

而捕獲量好不好，都要倚賴船長的多年經驗，看潮水、看流向、看海域，更多是靠運氣：有沒有抓到魚，得看老天臉色。抓土魠，通常都在有浪時，土魠才容易中網，風平浪靜反而什麼都沒有，六、七級風，兩米高的浪是常有的事。今年葉生鵬還曾跑到船程要七、八個小時外的南淺海域去抓土魠，兩天一夜的海上作業，對小船來說頗辛苦；因為十幾噸的小船，大部分船家考量安全因素，很少會冒險跑這麼遠的地方去抓魚。

黑夜中漂流了兩個小時，終於等到潮水轉向，可以起網了，葉生鵬一聲令下，大家跑到船頭，各就各位，有人負責起網、有人負責抓魚、有人負責整理浮球。今晚的漁獲量如何呢？

刺網船是捕捉土魠魚最常見的漁法，漁船作業中。攝影：潘佳修。

捕獲量好不好，都要倚賴船長的多年經驗，漁船作業中。攝影：潘佳修。

葉水上說，以前的流刺網是用麻繩編的，且是人力捲線，一晚頂多抓個十幾條土魠。現在有電動捲網器，省力很多，但是一次出海還是需要五名船員，人手才夠。「有時候一個晚上賣好幾十萬，有時候什麼都沒有！」一個秋冬的土魠魚季，出海100天，就有30天沒有抓到，一半以上的日子都是只抓到一、兩條土魠。

還好，今晚運氣還不錯，抓到七條土魠，凌晨1點時返回將軍港。雖然不比過年前的好價錢，每公斤可以賣到5、600元，現在每公斤只能賣到330元，不過至少賺回油錢了。「討海人就是這樣阿，沒有一定啦。」葉水上說。

「很久沒出海了，會暈啦！」葉水上話說一半，跑去拿了瓶抗痛寧喝了起來。沒想到，老船長是會暈船的體質，竟然也就這樣討海討了50多年。

【海風物語系列專題】

• 序篇：他們的故事，從海上來
• 冬季土魠二部曲・拖釣職人：陳文龍

【參考資料】

• 台灣魚達人的海鮮第一堂課（李嘉亮著）
• 台灣的漁業（胡興華著）
• 台灣魚類資料庫

※編按：「抓魚，是要抓一輩子的，不是只抓一年。」拖釣職人陳文龍不用捕獲量較大的流刺網，堅持以捕土魠的傳統漁法——「曳繩釣」，享受用手拉繩，與魚、與海角力的成就感。

清晨6點，澎湖望安鄉將軍嶼的陳文龍，開著船側裝著兩根長長的管子、俗稱「拖釣」的小船，一個人出海去了。今天要到望安天台山附近的海域，因為今年冬天這附近的土魠多；去年則是在將軍東邊的船帆石外礁多，密集時還曾經同時有一、兩百艘，來自澎湖各地的漁船出現在海面上。

整個將軍，像陳文龍這樣的小型拖釣船，就有十幾艘，是澎湖盛行已久的傳統捕土魠漁法之一。陳文龍的家族就有四艘拖釣船，爸爸、叔叔、哥哥都在抓土魠，可說是家傳技法。

冬天風浪大，陳文龍說，可以出海的天數大約是50天，但是今年的漁獲量是五年來最少的一次，只抓到80幾條；比起去年的200多條，數量少了一大半。不過，因為數量少、價格也比較好，物以稀為貴，「實際收入只少了20萬啦。」陳文龍說。

【海風物語系列專題】

• 序篇：他們的故事，從海上來
• 冬季土魠首部曲・流刺網漁人：葉水上

【參考資料】

• 台灣魚達人的海鮮第一堂課（李嘉亮著）
• 台灣的漁業（胡興華著）
• 台灣魚類資料庫

清晨，大部分人都還在睡夢中的鎖港，船員們已陸續抵達港口，穿起各自的防水裝，準備出海了。70幾歲老船長許得在的定置網，就設置在水深30米、海上不遠處，開船只要十幾分鐘就能抵達、收網，將今天的漁獲帶回來。

鎖港全盛時期，有100~200艘漁船。攝影：潘佳修。

這裡是澎湖本島馬公東南側的鎖港，據說全盛時期有1、200艘漁船，因為村民擅長捕撈鎖管（小管），因而有「鎖管港」之名，後來才演變成「鎖港」兩字。

現在的鎖港定置網船有七艘，其中兩艘藍色小船屬於許得在；每艘船請四個船員，都是澎湖人，年齡在30歲左右。

許得在的定置網共有四個股東，只剩許得在把出海當健身，除了夏天7、8月颱風期，老船長每天都會和船員一起出海，清晨、下午各一趟，23年來皆如此。許得在的兩個兒子，也一起幫忙，一個一起出海，負責拍賣定置網抓回來的魚；一個則是處理漁獲，負責宅配、上網賣魚，大家分工合作。

70幾歲的定置漁網船長許得在。攝影：潘佳修。

活魚上岸

出海不到一小時，船員把網子中的魚撈起來、用船載回來了。許多人在岸邊排成一排，大家都引頸期盼，不知道今天又有什麼鮮魚進港。有些熟客，還會很有默契的跟船員用手比畫一下，就能買到活跳跳的魚了。

大部分的漁獲，像是土魠這種高價的大型魚，則是進入拍賣流程，價高者得標。「冬天都是賣土魠比較多啦，因為價格好阿。」許得在說。定置網抓到的土魠價格可是所有漁法中最高的，過年時價格最好，一尾十幾公斤的大土魠，1公斤要價快2000元，整尾可是要2、3萬以上。

許多人在港邊等待漁船歸港，搶購新鮮魚貨。攝影：潘佳修。

許得在的兒子在填寫漁貨拍賣單。攝影：潘佳修。

定置網漁業  成本高

「現在定置網申請執照不容易了。」許得在感嘆道。定置網在海上的位置是固定的，漁業證照每五年就要重新申請一次，雖然幾乎每天都可以去收漁獲，但是有沒有魚仍是未定之數，有時是船員比魚還多。

到了夏天，還得趕在颱風來前，把網子收起來，一張定置網就要2、300萬的成本，若遇上颱風沒有留意可是會慘賠。許得在想起17年前，5月初就來了一個早到的颱風，來不及收網，網子被打壞，就維修了半個月之久。「維修的時候比出海還累，每天一大早就要開始整理網子。」許得在說。

雖是只有5噸的小船，設備簡單，沒有衛星導航，在20年前買的時候一艘也要70萬，現在甚至要150萬了，幾年前一次大維修就花了上百萬元。雖然定置網，鮮魚活跳跳、漁獲價格好，但是成本也相對高昂，整個定置網成本加起來就要上千萬。

兩船正在收網。攝影：潘佳修。

一張定置網就要2、300萬的成本。攝影：潘佳修。

定置網捕到的魚鮮度高、價格高，但成本也高。攝影：潘佳修。

漁人生命轉彎  造就不一樣的討海人生

許得在以前也在大都會工作，當過一年警察，後來開了統一便利商店。20幾年前才又回到家鄉鎖港。時值民國70幾年，政府鼓勵設置定置網，許得在就與朋友經營起定置網漁業，開創了事業第二春。現在兩個兒子也都會一起幫忙，過著安養天年又可活動筋骨的漁人生活。「每天就搭船出去動一動，沒事就去港口散散步阿。」許得在輕鬆的說。

雖然都是靠海吃飯，也都成為捕土魠的漁人，依靠海洋的方式卻如同海象般多變而豐富。老船長許得在是在都市打拼後回鄉，而曾在首部曲登場的刺網漁人葉水上，一家人也有經歷風波而轉型的故事。

在當土魠刺網船長前，葉生鵬和弟弟葉生弘一起靠潛水打魚維生。以前是船上使用空壓機接管子，漁民咬著空氣管、跳入海中潛水打魚，沒有安全減壓概念，一個晚上在海下連續待個七、八個小時，風險極高。有天晚上潛水打魚後，葉生鵬患上急性潛水伕病，住進加護病房。

「隔天一早，全家馬上從將軍啟程到高雄，一進加護病房，只見二哥全身插著五根管子，身體非常虛弱，媽媽哭得很傷心；這是我第一次感覺離死亡很近很近。」葉生弘說。

從此，葉生鵬決心不再潛水打魚了，改和父親葉水上去抓土魠。葉生弘則將主力轉為休閒觀光業、經營民宿；一開始葉水上反對，覺得「誰要來將軍阿？」後來，民宿慢慢打開知名度，經營得越來越好，才逐漸接受。

葉水上年紀漸大，不常出海抓魚，土魠船便交給葉生鵬，自己則幫葉生弘開船，帶客潛水、釣魚，當起休閒娛樂船船長；葉水上認識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與不同的人分享海洋知識與故事，因而展開了不一樣的討海人生。

葉生鵬在當土魠船長之前，是靠潛水打魚。攝影：潘佳修。

土魠魚季結束  今年魚為什麼少？ 沒人知道

從以前到現在，冬天的土魠就是葉水上全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今年土魠收入不錯，抓了1000條土魠，賣了300多萬。葉水上說，冬至前後，都會有一週比較好，有個晚上甚至抓到兩百多條土魠！雖然收入比去年好，但葉水上也說，今年捕捉量比去年少了一半。之所以收入好，是因為數量少、價位高。那麼，為何今年土魠數量變少了呢？沒有人清楚。

鎖港的老船長許得在也回憶，60幾年前，家裡用無動力帆船捕魚，直到16歲左右才沒有。記得以前冬天白帶魚很多，這三年卻少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或許是大陸漁船多了吧？」許得在說。土魠魚季結束，定置網就改抓煙仔虎、紅甘、象魚、小管這類的漁獲了。

有些將軍嶼的土魠刺網船要開到台灣東北角海域，改變漁法捕捉飛魚卵，葉生鵬和船員們則是收起流刺網，準備夏天要抓海鰻用的長型桶子。會抓海鰻是因為當年累積的潛水打魚經驗，知道海鰻躲藏處，就知道要去哪邊抓。

夏季時，葉生鵬的五位船員也將減少到兩位，土魠漁人的度小月時間於是到來。（土魠三部曲也到此告一段落，下週還有神秘的番外篇，敬請期待。）

【海風物語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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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土魠二部曲・拖釣職人：陳文龍

編按：如果市政府放手把一個城市的能源轉型交給市民去規畫，會是什麼模樣呢？荷蘭城市烏特列支在2015年透過「城市對話」，邀請市民研擬能源政策。正在荷蘭讀書的賴慧玲，訪問了主辦單位、學者與副市長，仔細介紹這整個故事。

參與能源對話的民眾，興奮的呈現討論成果。圖片來源：烏特列支市府。

氣候變遷挑戰下，如何結合公民參與及能源轉型的目標，是許多地方政府和環保團體的新課題，各種鼓勵草根能源提案的政策和公民審議機制紛紛出籠。2012年起韓國首爾市政府結合公民團體與一般市民的力量，成功省下大量的汽油與電力，相當於一座核電廠機組的油當量，這是讓人津津樂道的例子。在台灣，2015 年新北市政府推出節電參與式預算，補助兩個社區大學團隊帶領區民提出創意節電方案，成功地在今年初民間團體的縣市節能評比中拔得頭籌，也是一例。

不過，如果市政府放手把一個城市的能源轉型交給市民去規畫，會是什麼模樣呢？

這聽起來有點瘋狂，但荷蘭第四大城烏特列支 （Utrecht） 做到了。2015年春天，鬱金香盛開的季節，165 位烏特列支市民花了三個週六、630 張海報、1789 份三明治和 1834 杯咖啡，完成了讓烏特列支在2030年前轉型為「碳中和」（carbon neutral） 城市的能源計畫。

從衝突走向共同創造

這個名為「城市對話」（stadsgesprek ，英譯為 City-wide conversation） 的公民參與實驗的推手，是烏特列支運輸、能源與環境副市長蘿特·范·何冬克 （Lot van Hooijdonk） （註1）。而故事的起點，則是一個公民風力發電計畫引發的社會衝突。

就在幾年前，烏特列支市政府為了發展風力發電，開放民間提案，激勵了一群支持再生能源的民眾積極推行草根風機計畫，但沒多久鄰近地區開始出現反對聲浪，兩方衝突越演越烈。

「我們有兩群憤怒的市民，一群人想要風機，一群人大聲反對，但我們不知道其他多數市民的意見是什麼，而這兩種觀點都會大大影響人們的家戶生活和城市景觀。」范·何冬克表示。

烏特列支運輸、能源與環境副市長蘿特·范·何冬克女士。攝影：賴慧玲。

為了避免影響選情，上一任市政府在  2014 年地方大選前終止了這項風機計畫，讓范·何冬克所屬的綠黨及再生能源支持者吞下挫敗。

但事實擺在眼前：市府很難同時滿足支持和抗議民眾的訴求。若要在2030 年前達成碳中和城市的艱鉅挑戰，必須找到走出對立的新方法，讓市府能盡可能結合所有公民的力量，齊心完成轉型大業。

2014 年春天大選過後，新上任的范·何冬克決定有所改變。她深知，能源轉型並非只是科技或法規層次的問題，同時也是「社會轉型」和「心理轉型」。而能源不只是硬梆梆的科技，更展現在每個人食衣住行的生命經驗和家庭文化。在她眼裡，能源轉型的問題等於是能否贏得民心的挑戰。

她從比利時作家兼公民運動者大衛·范· 萊布魯克 （David Van Reybrouck） 的新書《反對選舉》（Tegen Verkiezingen ，英譯Against Elections） 獲得啟發。范·萊布魯克認為現今民主制度的問題，是將民主的意涵過度簡化為代議政治和選舉，但政治人物總是忙於選戰，無法處理複雜又吸引不了選票的決策；並且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容易假選票和專業之名，形成另一群「貴族」統治階層，與眾人平等對話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因此，他認為「選舉是政治的化石燃料」， 應該被「雙代表制」（bi-representative system） 取代。除了依選舉產生的公民代表 （elected citizens） 之外，他建議效法古希臘城邦時代和美國公民陪審團制度，另外隨機抽選出公民代表 （allotted citizens）， 進行由下而上的公共議案討論。如此，將可以比純代議制度做出更聰明的、更民主的決策。（註2）

為了了解多數沉默市民對城市能源轉型的意見，范·何冬克邀請了范·萊布魯克到烏特列支市議會演講，在獲得市議會的同意之後，召集市府能源等相關部門同仁「城市對話」的規劃。為期大約半年的籌備過程中，捲動了大約20 位跨部門市府員工不同程度的參與。活動規劃的重點是思考出有效的機制賦權予民眾，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深入地討論能源議題，從中學習，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

Energy plan Utrecht的Youtube介紹影片。來源：deGemeenteUtrecht。

市府團隊首先討論出「邀集 150 位市民全程參與三天的討論」的設定。考量到拒絕率的問題，他們先用抽籤的方式隨機抽出1萬位市民，寄出邀請，沒想到有將近 900 人表示願意參加。因為回應太過踴躍，團隊進行了第二輪抽籤，將人數減少為 200 人，最後共有 165 位民眾完成三天的活動。

為了讓參與民眾的組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市府團隊特別留意抽籤篩選出來的參與者能盡可能反映出烏特列支性別、年齡、和地區人口分布的比例。而為了提升參加率，市府也提供優渥的車馬費作為誘因。全程參與者可以選擇領取價值 600 歐元 （約台幣2萬1800 元） 的永續能源和交通設施折價券，或是相當與 300 歐元 （約台幣1萬900元） 的旅遊折價券。

市府並沒有預設任何能源方案，而是讓民眾掌握能源規劃的主導權。除了設定好的目標 （2030年前將烏特列支打造成碳中和城市）、範圍 （能源領域）、和題目 （該如何達成目標？）之外，其餘全交由民眾自行討論、發想。

為了讓活動進行得更順暢，市府特別聘請一位專業的對話協調人擔任活動的總主持人，協助民眾完成三天的對話流程，並透過招標的方式與總部設於烏特列支的知名氣候與能源顧問公司Ecofys合作，協助彙整最新能源資料供民眾參考。

「當然，副市長會樂意看到風力發電獲得廣大的支持，但前提是要由民眾自己決定。」大衛·德·亞荷 （David de Jager） 附和。他是Ecofys的能源系統與市場專家，也是此計畫的主要承辦人之一。

Ecofys 能源系統與市場專家大衛·德·亞荷。攝影：賴慧玲。

Ecofys 的事前準備工作包括向市議會簡報烏特列支能源發展現況與2030 年前達成碳中和城市的實際落差，以及確認各種能源相關數據無誤，並將這些資訊製作成簡要的圖表和文字說明 （factsheets），佐以一些指標來協助民眾迅速掌握討各種能源工具的優缺點，包括成本、減碳效果和可創造多少工作機會等。

不過，能源轉型到底是什麼？很多民眾可能霧煞煞。因此，范·何冬克特別邀請熟識的一位能源轉型專家——烏特列支應用科技大學教授伊沃·歐佩斯特騰（Ivo Opstelten）——擔任第一天開場的「啟發人」（inspirer），分享最新的能源轉型發展和研究。

「范·何冬克並未把我單純視為是一個處理數據的科學家，而是鼓勵民眾採取行動的倡議者。」歐特斯特騰教授表示。啟發者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讓民眾認知到「能源轉型並不是一蹴可幾的事」，協助他們建立長期且可執行的市民能源觀點。

※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省下一座核電廠，系列報導】

• 「能源超市」發電節能樣樣有 首爾社區改革自己來
• 非核未來無捷徑 首爾開源節流多管齊下
• 「市長可以做更多」 首爾經驗揭城市能源未來

在澎湖望安鄉的將軍嶼，不時可見1、20個臉盆大小的桶子堆疊在巷口、門邊，桶子裡裝滿魚線、釣鉤；只見婦女、老人家坐在自家門口，手腳快的每桶整理起來只要30分鐘，一盆可以賺到40塊，全部完成後，再用小手推車運去港口邊，許多人就這樣打零工貼補家用。

兩艘20噸的大船，今早靠港了，這是俞家三兄弟的延繩釣船，每艘船上都有6、700個圓桶子，村民打零工的桶子原來就是延繩釣船上來的。船上豎立著許多竿子與圓桶，是底延繩釣船的特徵，每艘這樣CT4的船造價要上千萬，俞家這兩艘船有20幾年的船齡了。

俞泊源在編織延繩釣的繩子。攝影：潘佳修

船長中，年紀最大的大哥已經70歲，二哥65歲，老三俞泊源則是57歲，最年輕，工時也更長些；一個個的延繩釣桶子搬下船後，大哥、二哥先去休息了，俞泊源還在忙。「這個最累了，昨晚回來3點多沒睡，3點半又去馬公賣魚。在馬公又要工作，剪魷魚、秋刀魚當餌，回來要整理這些工具，沒休息阿。本來晚上又要出港了 我大哥說太累了，休息一個晚上，明天又要出港了。」俞泊源手裡忙著編繩子，一邊說著。

「遇到珊瑚礁比較硬的他就會斷掉，斷掉的我們就要再連接起來。」俞泊源說。

船長及船上大副要負責修補損壞的漁線，因為這是聘僱的外籍漁工教不來的細工，只能一針一線自己修補。

斷掉的延繩釣釣線，必須人工修補。攝影：潘佳修

敬神的野生嘉鱲魚

底延繩釣主要漁獲是龍占、秋哥、紅甘、黃雞魚、石斑等，這次還抓到十幾條嘉鱲魚，是澎湖早期常見的漁獲。「那個嘉鱲，比較冷才有啦。」俞泊源說。一般時候，嘉鱲可以賣到一公斤3、400塊，過年時甚至可以高達1400塊，價格直逼土魠魚。像嘉鱲這種高價的魚，抓到時還是活的，就會先養在船艙中。嘉鱲魚主要的捕獲漁場在南淺堆到花嶼、貓嶼、望安附近。

俗話說：「一午、二鮸、三嘉鱲」，色彩鮮紅的嘉鱲魚，不僅口感美味，是澎湖以前常見的魚；加上外觀、顏色討喜，更是澎湖人拜拜常用的敬神魚。因為一年四季都可以捕獲，漁民也樂得輕鬆，只要使用同一種漁法就能整年都有收入；不像土魠，主要捕獲季節只在秋冬，換季同時也要換漁法，才能繼續有收入。然而，近年來，野生嘉鱲數量已銳減，體型小很多，以前一條10公斤以上都有，現在一條頂多3、4公斤而已了。雖然現在嘉鱲也開始有養殖的，但是顏色就是不及野生的鮮紅，口感也大不如前。

嘉鱲魚屬於底棲性的魚，主要的捕獲方式，屬於底延繩釣，此種作業準備耗工、需要人力，每次出海又比較長四天左右，通常回來休息一個晚上，只要天氣許可就又出海了，全年無休。現今，在將軍嶼的延繩釣漁船只剩個位數了，俞家的船是就其中兩艘。

嘉鱲魚。攝影：劉祖源。

漁工成本高、中國拖網船壓力大

「做這個很累啦，沒什麼在休息；因為請外勞要付薪水，壓力很大阿，一個月每艘船就要十幾萬，還不包含吃住的費用。」俞泊源說。跟現在大部分的漁船一樣，俞家聘僱的也是外籍勞工，雖然兩艘船年收入能有兩千萬，但是人事成本高。

船上聘請的外籍漁工，印尼漁工有三位，有做了五、六年之久的資深漁工。外籍漁工是一聘都是兩年約，「他們也可以續約三年，像我們還有一個三年回去又來，可能感覺這邊老闆不錯吧？」俞泊源笑著說。為何不聘用台灣人呢？俞泊源說：「沒辦法阿，台灣年輕人不做，他們覺得做這個太辛苦了。」

底延繩釣船作業範圍在七美、南淺海域，距離將軍要三到五個小時船程。此處也是中國拖網船常出沒的地方，中國的大型拖網船，採用滾輪式拖網，對棲地破壞力很大，魚的居住環境被破壞，魚一次被撈光就沒了。「多的時候，不是幾百艘，是一、二千艘！」俞泊源感嘆的說。

遠離家鄉在台灣工作的外籍漁工。攝影：潘佳修。

來來去去  卻離不開「魚」

今年57歲的俞泊源，回憶起年輕時，大概20年前也是在海南島跟人家合作抓魚、潛水抓龍蝦都有；後來跑去考了級廚師執照，開起日本料理店，一種魚可以做出五樣菜色。「這幾年又回來做（捕魚），說起來是沒有以前那麼好做了。」俞泊源苦笑著說，回將軍跟哥哥們捕魚，約有四年，不過捕魚資歷加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只是總是來來去去，一如海上的漂泊無常。

「現在年輕人沒有啦，孩子們沒有（要做啦），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台北，沒有人做這種啦，到我們這一代，就差不多結束了啦。」俞泊源說。然而聊起料理，俞泊源再度神彩飛揚，逕自跑去船上，拿出獨家配方的香腸，要大夥嚐嚐看，卻又神秘兮兮的不說成分是什麼，只說很重本，是用海鮮入料。

「做這個（延繩釣）太累了啦，還是回去開店好了。」俞泊源說著說著，總算編完繩子，整理好桶子，今晚難得可以在家安穩的床上睡個好眠，明日再出海去囉。（系列完）

【海風物語系列專題】

• 序篇：他們的故事，從海上來
• 冬季土魠二部曲・拖釣職人：陳文龍
• 冬季土魠三部曲・定置網漁人：許得在

※編按：如果市政府放手把一個城市的能源轉型交給市民去規畫，會是什麼模樣呢？荷蘭城市烏特列支在2015年透過「城市對話」，邀請市民研擬能源政策。正在荷蘭讀書的慧玲訪問了主辦單位、學者與副市長，仔細介紹這整個故事。

烏特列支市民能源計畫示意圖。圖片來源：KAAPZ

市民能源計畫出爐之後，市府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根據預算和市政執行現況等其他相關考量之下，另外撰寫一份「市政府能源計畫詮釋書」（Interpretation of the Energy Plan by the Municipal Executive），但基本上仍保持相似的主題架構，並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市民能源計畫的影子，例如擺脫暖氣系統對天然氣的依賴、公開家戶用電資訊等等。可以說，烏特列支市政府試圖在這份詮釋書中，同時結合由下而上的草根意見與由上而下的治理能量。

這個做法也是考量現實政治制度的權衡之計。市議會成員對市民能源計畫的評價好壞參半。有些市議員質疑，制定市政是市議會的職責，民眾討論出的計畫如何能與市議會機制配合？ 對此，市府想出的對策是將市民能源計畫與市府詮釋書一同在市議會上發表，但市議會的討論和決議僅以詮釋書為本，因為能源計畫來自於民眾，市政府無權依市議會的意見擅自修改民眾的結論。

「這點很有趣。市議會讓出了權限給這些市民，但最後他們仍想抓回掌控權。所以這並不是100% 市民自決的過程。公民討論出能源計畫，但最後的核定權還是回到市議會，由他們同意。」德·亞荷觀察。

城市對話的過程紀錄。

讓每個烏特列支市民都參與其中

由於議會反對陣營的杯葛，烏特列支能源計畫經過了漫長的政治過程，直到今年初才正式通過。不過這還不是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瓶頸是如何繼續捲動更多的民眾。雖然能讓165位市民密集參與在能源計畫的籌畫過程是美好的成就，但還有更多市民在市府的接觸範圍之外。

「在城市對話之後，情況就變得困難，很難再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范·何冬克直言。如何將所有市民拉攏進能源轉型的過程之中，同時保持民眾參與的正向效果，共同為計畫的細部執行找到最佳解，難度很高。

「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個大致的規劃，我們知道目標的企圖心很大，也知道有一些步驟可以進行。但是，要如何讓每一個人——不只是討論會的參與者——都能一起朝這個目標快速行動，是一大挑戰。」德·亞荷不約而同地附和。

他認為，城市對話所討論的能源計畫仍是在比較高談闊論的層次，通常不會對討論者造成切身的影響。然而一旦進到實際的執行層次，牽連者眾，就沒這好談了。因此，在草擬能源計畫初稿時，他也會特別針對敏感的細節向民眾確認，例如「我能理解你可能不方便直說『我們應該在這個地方發展風力』，但你是否同意『如果我們決定要在這個地方發展風力，而且我們會依據在地情況進行類似城市對話的在地民眾討論機制』？」。換言之，是請民眾針對敏感項目的「可運作機制」——而非項目本身——尋求共識。如果大部分民眾表決同意，這個意見就會被納入市民能源計畫之中。

目前，烏特列支市政府已開始進行部分地區的小規模能源轉型，並參照能源計畫的建議，效法城市對話模式，邀請在地居民、能源公司、電力配送業者、社會住宅公司等各方利害關係人，一起針對「如何有效快速地達成轉型目標」討論執行策略。

德·亞荷認為，目前的行動方案多限於小型的提案，如何加速推動更大型的能源轉型計畫，是烏特列支邁向碳中和城市目標的急迫挑戰。

埋下改變的種子

儘管如此，對許多參與者來說，這場城市對話機制依然是一個深具啟發的經驗。

根據第三天結束後的活動意見調查，有高達97% 的民眾對三天的城市對話活動感到滿意 （另3% 無意見），同時有超過七成五的民眾對能源計畫感到滿意。而依據市政府追蹤訪問的三位民眾的意見，過程有趣、可以學習新知、找到共鳴等是活動吸引人的地方；而後續的追蹤與執行、以及如何將能源計畫與烏特列支主教堂與米飛兔等在地文化象徵結合，是他們進一步的期待。

「有民眾告訴我，他原本覺得能源議題很無聊，但現在產生了情感上的連結，變得想要參與行動。」范·何冬克說。她認為城市對話改變了部分市民對能源轉型和市政府的態度。還有民眾特別向她致謝，感謝市府願意相信他們、讓他們負責城市的能源規劃。

德·亞荷認為，烏特列支市政府盡了最大努力讓活動變得親民貼心，是獲得好評的原因之一，例如午餐供應能照顧到不同的飲食需求、為穆斯林參與者提供禱告室、甚至為一位失聰的女士準備隨行翻譯等。他也觀察到，有些被車馬費吸引過來的民眾進入討論之後就變得非常投入，甚至有的民眾在活動之後變成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提升的熱情支持者。

城市對話的過程紀錄。圖片來源：烏特列支市府。

歐佩斯特騰教授認為，民眾踴躍參與城市對話活動，證明了能源轉型是許多民眾有感的議題，讓他非常受到鼓舞，因為能源轉型要成功，需要認真看待這個議題的民眾加入行動。他也提醒，民眾需要一些成果來肯定他們的努力。因此，強化後續追蹤機制，讓民眾持續獲得激勵保參與的熱情，相當重要。

透過城市對話，部分市府員工的想法也改變了。范·何冬克發現，公務員平常接觸到的多是來抱怨的民眾，能和一群想要好好溝通、充滿願景的市民面對面，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正面的經驗，也改變了他們對與社會大眾連結的想像。德·亞荷則注意到，市政府內部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並非完整單一的個體。例如交通部門的人雖然對氣候變遷略有所知，但並不一定會主動採取行動。城市對話有助於不同部門的人整合在一起，進行更有效地內部溝通，一同朝氣候目標努力。

對范·何冬克來說更讓人驚喜的，是看到能源相關企業不只因此提升了與市民（能源使用者）之間的互動，也感染到民眾對能源計畫的熱情，變得更加積極，甚至主動邀請民眾參觀電廠、增進彼此的認識。還有一家電力配送公司主動設立了烏特列支工作團隊，強化烏特列支的能源業務。

「這聽起來有點瘋狂，因為各方利害關係人與市民一起討論之後，都達成共識。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果，因為這讓我們可以進一步行動。」范·何冬克說。

有了能源業者、消費者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一起參與計畫之中，能源轉型的社會成本和成功機率就可以獲得改善。受訪當天上午，范·何冬克將烏特列支的成功案例與一起開會的經濟部和其他能源企業代表分享，這些代表聽完也非常興奮。

但最令人驚喜的成果，是一開始促使市政府推動城市對話的風機衝突似乎已經消失。在城市對話之後，范·何冬克感覺到群眾的憤怒被平息了。雖然未來新的計畫可能會點燃新的衝突，但至少烏特列支市政府已經知道可以如何超越歧異，透過民眾的集思廣益，從對立的僵局中找到攜手合作的方法。

一場能源轉型的社會學習：給其他城市能源轉型推動者的小建議

許多永續轉型學者已指出，能源轉型要翻轉的不只是能源系統、硬體建設和法令制度，還包括各種與能源息息相關的生活慣習，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文化。如果要真正打破對既有能源結構的依賴，光靠科技、法令和市場的改變是不夠的。由於轉型並非線性、可預期的過程，過程中必然會有困難和挫敗，所以需要透過一次次的嘗試和失敗，不斷的學習和修正。因此在轉型管理的過程中，必須撐出公共討論的空間，讓不同位置的觀點可以透過持續的對話和互相學習，形塑出集體知識和轉型的共識，進而反思既有的制度和意識型態，擺脫舊習的控制。（註3）

烏特列支的「城市對話」似乎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social learning process）。

在舉辦城市對話的經驗中，范·何冬克也學到市府的角色應該是由上而下準備好公共審議的「練兵場」讓民眾盡情發揮。為此，市府必須和能源相關業者、銀行、信貸公司、建築公司協調好，讓民眾參與能源議題變得更簡便。同時市府也須鼓勵由下而上的草根動能，盡可能贏得民眾的支持。

不過，城市對話機制要成功，除了民眾的熱情支持，更需要許多利害關係人走出舒適圈，加入對話的行列。

「地方能源轉型需要每個人的參與和合作。」德·亞荷強調。

例如，當民眾想要更新暖氣管線，如果仍然期待繼續使用天然氣，就會和市府的氣候目標發生衝突；但如果要求民眾改用電暖氣設備，可能會需要其他元素配合改變 （如加強房屋隔熱效果）才能發揮最大功效，而這需要住房業者和其他相關廠商一起加入行動。因此，在能源計畫規劃之初，民眾、市府、能源與住宅業者等各方利害關係人需要一起討論各種改變和互動的可能性，才能將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城市對話的過程紀錄。圖片來源：烏特列支市府。

范·何冬克給地方政府的建議有二。一個是認真對待民眾 （take people seriously），授權給他們負責、主導市政的規劃。而這需要時間、有效的機制、和資訊讓民眾可以做出明智的決定。透過這個過程，市府可以了解廣大市民對城市的展望，也可以贏得更多民心。

另一面，她強調市府也不應迴避作出困難抉擇的責任。以烏特列支能源計畫為例，市府一開始即向民眾表明要在2030 年前達成碳中和城市的企圖心，並沒有把能源目標丟給民眾決定，或者躲在民意背後拖延行動。換言之，烏特列支市政府並沒有逃避承擔氣候目標的責任，而是請教民眾怎麼做會比較好。她建議地方政府必須要有勇氣設定好目標，「因為能源轉型並不是容易的事」。

德·亞荷的建議則是「相信民眾，學會放手，率先行動」。而「懂得放手」恰恰是許多政治人物最大的挑戰。他直言，政治人物被選出來管理市政，並不是因為民眾認可了他們對每個市政議題所採取的立場，也不表示他們將會事事以民意為優先。因此他認為，政治人物必須先認知到能源轉型並非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是社會問題；重點不在於政治是非，而是「我們真正共同的想望是什麼？」

德·亞荷也認為，公務員不需過分擔憂民眾參與會做出愚蠢的決定。他認為，公務員的角色不是禁止民眾參與市政的守門員，而是「服務」民眾的公僕，應放下這種不必要的憂慮。民間臥虎藏龍，只要將資訊好好地跟民眾解說，例如這個選項成本有多高、預算有多少，參與的民眾會非常投入地思考這些問題。另外，他建議在眾人觀望不前時，地方政府應該率先帶頭發起實質的能源轉型方案，而不是只停留在規劃藍圖的層次。

歐佩斯特騰教授則以自身經驗，鼓勵研究者離開實驗室的舒適圈，投身到社會實作中，「把手弄髒」。他長期在能源轉型領域扮演運動人士和科學家的雙重角色，體悟到學者不該只是安於研究新問題、提供諮詢或傳授知識的傳統角色，更應該把知識成果化為實際行動，帶來改變。例如，科學家需要學習研究之外的技能 （如溝通、制定預算），主動與有前瞻性的企業及地方政府合作和結盟，推出以實做為目標的科學研究，並積極參與在後續執行之中，而非只是被動地接受政府或企業委託的研究計畫案，案子結束後計畫成果任隨委託單位處置。

他認為城市對話提供了將研究成果快速轉譯為行動的機會。透過這個過程，學者也可以直接獲得一手研究資料，例如民眾如何看待自己在轉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他們遭遇的限制和機會是什麼。這些實證資料可以協助學者修正研究的方向和問題，產出更細緻切實的政策建言。可以說，這也是學者學習和研究的練兵場。

為期三天的城市對話只是烏特列支能源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初步階段。未來計畫的執行仍充滿許多未知的挑戰。但烏特列支已跨出明確的一步。這一步不單是一場能源民主的實驗，也是一筆精打細算的社會投資：從僵固的體制中釋放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磨練出公民社會、能源界與政治領域之間互相溝通、快速學習、培養信任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將可能是烏特列支在城市能源轉型中脫穎而出的最大資產。>>回看系列報導（上）篇、（中）篇

※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相關文章】

• 一場能源民主的社會學習實驗：荷蘭烏特列支城市能源對話（上）
• 一場能源民主的社會學習實驗：荷蘭烏特列支城市能源對話（中）

【參考資料】

• 烏特列支市民能源計畫 （Utrecht: Energetic heart of the country- Utrecht Energy Plan）
• 烏特列支市政府能源計畫詮釋書 （Utrecht: Energetic heart of the count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ergy Plan by the Municipal Executive）
• 城市對話執行報告 （Process report on the city-wide conversation on Energy）
• 烏特列支市府能源計畫網頁（荷文）
• 烏特列支市府能源計畫網頁 （英文）
• 城市對話活動短片（荷文）

前言：筆者在2016年看到〈福島罹癌兒童家屬會〉成立，且認識到他們的困難與心聲後，覺得對這群災民來說，福島核災好像是從「－5」年開始，然後才慢慢撐到起步的第1年似的。

311家甲狀腺癌家族會記者會現場錄影截圖，畏於世人眼光，幾位家長以變聲和視訊方式出席。（拍攝：OurplanetTV）。

「我家的狀況也是，當醫生直接跟我們說：『你得癌症了。』兒子臉色蒼白，真的是歌不成歌那種感覺，人明明坐在椅子上也坐不好，變得面無血色。」──〈311甲狀腺癌家屬會〉代表

福島核災後，孩子在福島縣健康檢查裡被診斷出罹患甲狀腺癌的家長們，在2016年3月成立了〈311甲狀腺癌家族會〉，「我們的孩子在突然被告知罹癌的那一刻之後，人生就陷入了必須面對癌症的處境裡，同時，家裡也因為害怕周圍眼光等原因感到孤立，又因為缺乏資訊平台而雪上加霜。」因此希望透過團體的成立，彼此交流、解決問題，反應給相關政府單位。

〈報導 STATION 福島甲狀腺癌特集〉截圖：出現讓醫生感到意外的病例，在第一次檢查判定為A1（沒有囊腫或結節），兩年後第二次檢查竟發現3公分大的腫瘤，亦即在2年內從0成長到3公分。

這個團體的發起人裡，包括小孩被診斷出甲狀腺癌、接受手術的五位家長，其中有人表示，在治療環境上不容易有主治醫師之外、第二位醫師的意見（Second opinion），而有的人小孩在手術後，腫瘤大小每半年內增加0.5公分、病程發展快，及其他種種問題，希望獲得改善。

在家長們有疑慮的醫療問題裡，最早有具體行動、對當局提出陳情的，是關於（2015年3月發表的）福島縣健康檢查會議中間彙整報告，在解釋為什麼跟全國其他地方的甲狀腺癌罹患狀況相比，福島會有高出數十倍的發現率時說，「將來診斷時，可能多數都不會致死。」（過度診斷：醫師所發現的癌細胞，不會導致任何症狀或危害生命，或癌細胞發展緩慢不致影響）」，然而這些未成年人，大部份卻已動手術摘除甲狀腺，為此，家長們的希望有三：

1. 到目前為止的手術裡，有多少案例（或者多少比例），是本來沒有必要做的？請以國立癌症中心的資料，做出流行病學上的推算。
2. 趕快設立，成員包括熟悉醫療疏失的法律人、病理學專家等等的，第三方驗證單位，然後從福島縣立醫學大學手上，獲取手術後兒童的相關數據（腫瘤成長速度、組織診斷內容、復發或移轉的狀況等等），追查是哪一個孩子發生過度治療（沒有必要的治療、醫療疏失）。
3. 如果第三方驗證單位，依據推算發現，沒有「多數案例為過度診療」的狀況的話，請修正福島縣健康調查會議的中間彙整報告。

〈報導 STATION 福島甲狀腺癌特集〉截圖；所謂「過度診斷」，是指檢查發現的癌細胞，未來（小朋友長大後）不會導致任何症狀或危害生命（症狀なし），或癌細胞發展緩慢不致影響。

在〈311甲狀腺癌家族會〉的記者會上，一名家長代表說：「雖然有人說『（會有這些案例是因為）超音波檢查的準確度提高的關係』，確實醫學也是一年比一年進步，但我想，那是本來小到沒辦法被發現的腫瘤才有差別。我女兒被發現的腫瘤是在比較大的狀態下，明顯可以看出是癌症。所以我想不是『過度診斷』（查出沒有必要處理的疾病）的關係。」

認為不是過度診斷、治療的人，不只有病童家長。2014年6月，在福島縣民健康調查甲狀腺癌專門會議上，流行病學專家、東京大學醫科教授澀谷健司也問過有無過度診斷的可能性。同年8月，福島醫大鈴木真一在日本癌症治療協會報告，當時確定罹癌的57人裡面，有超過八成的45人，腫瘤大於10mm（小於10mm才是儀器可能發現不到的甲狀腺微小癌），並有轉移情形，加上其他原因，約九成患者要動手術，摘除一半的甲狀腺，並非過度治療。（參見前作）然而，如前述，之後政府（福島縣健康調查會議）仍傾向以「過度診斷」解釋調查結果。

〈報導 STATION 福島甲狀腺癌特集〉截圖；福島醫大鈴木真一教授受訪，他認為，由於有7成五的手術患者有移轉到淋巴的情形，並非不必要的治療，亦即不是過度診斷。

復發與後遺症的疑慮

「雖然有人復發，不過這次福島縣立醫大做的手術，幾乎都只取一邊的甲狀腺，留下另一邊，如果順利的話，一生都不用吃藥（編按：補充所需荷爾蒙），可是留下另一邊的人裡，有很多都會復發，實際上馬上復發的也有，現在也有疑似復發的。在白俄羅斯（車諾比核災區）等地，聽過許多復發的病例。另外手術後，有非常多的人，會有喉嚨不舒服、吞嚥困難、失聲等症狀。我雖然沒有直接看過福島這邊後遺症的案例，但在車諾比很多人如此。」成立記者會上，相模生協醫院的牛山元美醫師說。

鄰近縣市的小兒甲狀腺癌情形

記者會上，又提到其他縣市的未成年人甲狀腺癌問題。毗鄰福島縣南邊的北茨城市，一群醫師與專家等17人組成的「甲狀腺超音波檢査事業檢討協議會」，實施甲狀腺超音波檢查：在2013年度對象為，311事發當時4歲以下的1184名兒童；2014年度對象為，3593名未成年人。兩組對象裡共發現3名罹患甲狀腺癌，約莫1592人裡就有一名（0.06%）。

毗鄰福島縣北邊的宮城縣丸森町，町議會於2016年6月發表未成年人甲狀腺調查結果，扣除更早之前的檢查，在2015年7月到2016年4月這段期間檢查的1564人裡，有一名疑似罹癌（0.06%；一般兒童罹患比例為一年內100萬人裡只有1~2名）。要注意的是，儘管災後其他縣市也有呼聲要求檢查，但因為對象、費用、公佈方式等不盡相同，不少地方還缺乏數據。

網友依據政府資料，作成的311放射性碘分佈圖，攝入放射性碘會提高甲狀腺癌的機率，黑色處為福島縣。（來源連結：http://www.sting-wl.com/iodine-map3.html）。

甲狀腺癌發生率的各種數據

順便一提，2014年3月，日本環境省發佈新聞稿，內容是委託原子力安全研究協會，調查（不在福島縣周圍的）青森、山梨、長崎三個地方的甲狀腺異常（囊腫、結節等）狀況（三縣調查）之研究，在2012年度檢查的4365人（3~18歲）裡，有一名罹患或疑似罹患甲狀腺癌（0.023%）。

該調查，亦即由長崎大學教授林田直美（NAOMI HAYASHIDA）等人撰寫的論文，引用了車諾比甲狀腺癌數據、發生率0.052%（In this project  [Chernobyl Sasakawa Medical Cooperation Project] , 120,605 children were examined at five centers in three countries, and 63 cases with thyroid cancer (0.052%) were identified.）。而在福島方面，截止2016年6月6日官方發表的報告為止，38萬1286名未成年人（0~17歲）罹患或疑似罹患甲狀腺癌的人數持續增加至172人（0.045%）。（註：各數據檢查方式、規模、時程不盡相同）

〈報導 STATION 福島甲狀腺癌特集〉截圖；底下粉紅色字為「官方認為很難認為與放射線影響有關」，中間黃色字體為理由之一，「（病例裡）沒有出現311當時五歲以下的兒童。」。

上述在2016年6月6日發表的官方報告，焦點之一是出現了311事發當時五歲以下的病例；先前官方認為，很難說輻射和病因有關的理由之一是：「沒出現（對輻射敏感的）五歲以下兒童。」福島縣健康調查會議主席星北斗對此表示：「還要再做全面性的判斷，跟進一步的檢查，至於『很難跟輻射有關』的結論，不會因此改變。」據〈週刊PLAY NEWS〉報導，〈311甲狀腺癌家族會〉代表千葉親子聞言怒斥：「後續檢查本來就是應該的，但在輻射影響方面也該多做調查。」

註：各數據檢查方式、規模、時程不盡相同。製表：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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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談到疾病，能想像的，多半是生理上的痛苦，看了福島罹患甲狀腺癌兒童自述的影片才感受到，那還糾葛著生活、人生，與社會的眼光。 

對於福島核災災民而言，〈311甲狀腺癌家屬會〉有著怎樣的關鍵意義，其代表人、律師河合弘之解釋道：「311核災後，出現確實殘酷的、大規模的被害狀況，有一萬名以上的當事人，透過ADR（訴訟外紛爭解決手段）、官司，要求損害賠償與撫恤金：而求償成敗的核心，在於小兒甲狀腺癌症、白血病等輻射疾病。」然而，由於政府認為，目前發生的小兒甲狀腺癌症，很難歸因於核輻射，讓求償失去基礎。

「對於受害者的救濟，和核輻射有無因果關係，是最重要的爭點，而現在，之所以難以釐清，在於患者們被各個分隔，彼此沒見過面，自然無法團結，為何被分隔呢？因為在治療的過程裡，資訊有限，缺乏其他見解，種種在現代醫療裡應有的權益，遭到完全的否定。」因為個人隱私的理由，記者無法追問政府進一步的病情，患者之間也缺乏認識彼此的機會。

在家屬會成員的就診經驗裡，有人問是否和核災有關時，醫生馬上就回答：「沒有。」（比政府態度還要絕對），有人到外地求診，醫生一旦知道患者來自福島，隨即回應：「請和福島醫大（官方負責檢查小兒甲狀腺癌的單位）洽詢。」得不到其他意見。或者像牛山元美醫師提及：「雖然有人以為『甲狀腺癌發展很慢，不容易有致命的惡性腫瘤。』事實上，那是指成年女性的病情。」得到錯誤的資訊。

〈311甲狀腺癌家屬會〉成立記者會實況，律師河合弘之正比著手，說明罹癌兒童的手術傷痕。（來源：日本獨立媒體Ourplanet TV）

公害訴訟時的舉證責任

關於求償時很重要的舉證責任，河合弘之特別解釋：「福島核電廠放出大量輻射，然後住在那裡的人，如果罹患甲狀腺癌的話，原則上，就應該把甲狀腺癌跟白血病這些輻射疾病，歸因於核災。

相反的，要說『這個小孩的甲狀腺癌是別的理由所造成。』，並且能夠好好提出證據，那就該另當別論。比如說一個孩子在做放射腺檢查時，不慎大量被曝，醫療疏失因而得到甲狀腺癌。要是沒有辦法像這樣充分證明，只要符合我所說的三個條件（輻射沒有安全劑量、核災放出大量輻射、災民罹患甲狀腺癌），就應該認定為與核電廠事件的放射性物質有因果關係。

畢竟，要證明福島核電廠所放射出來的放射性物質，如何附著在孩子身上，又如何流到甲狀腺，在那裡造成癌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為無法做出這種不可能的論證，就用「難以認為」這種字眼去否定可能性，在法律上也是錯的。

在法律上，所謂因果關係，是聲明被害的一方（原告）有舉證責任，但在像本案這樣的公害訴訟場合，舉證責任是逆轉的，當剛剛講的三個條件（輻射沒有安全劑量、核災放出大量輻射、災民罹患甲狀腺癌）都齊備時，舉證責任就顛倒過來了。要否定的一方，需就例外的事實提出舉證。我想強調的是，不把判斷標準改成這樣的話，被害者將完全無法得到救助。

還有一點，在這裡（脖子）有很大的手術的傷痕。不只如此，還有女孩子的傷痕一路跑到這兒（見上圖）。換做交通事故，給女性留下顯著醜狀的話，後續傷害撫卹金，就要好幾百萬日圓，甚至還有更貴的。但是，現在沒有一個留下傷疤的孩子獲得賠償，就算去求償、去用訴訟外求償手段（ADR）要求理賠，東京電力大概也會說：『不行喔，專家認為，難以認為（和核能災變）有因果關係啊。』可是啊，我們可以允許這種事發生嗎？」

法律扶助基金會等法學、環境團體舉辦研討會，探討在RCA案中所面對的職災與公害集體訴訟的法律問題。攝影：賴品瑀。本報資料照片。

未出現症狀也不代表無傷害

河合弘之的見解並非特例，從台灣幾件公害訴訟的判決裡，便可發現相近的說法。以輻射屋的判決而言，律師洪嘉呈寫道：「在輻射受害事件中，欲以自然科學方法闡明事實性因果關係甚為困難，對於缺乏科學知識之一般人而言，要求因果關係之舉證，殆屬不可能，此於一般公害事件亦然。」

「（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重上國字第1號民事判決認為）不論是學者教授或研究機構，均認為就目前已知之證據，已顯示輻射暴露對人體之機率效應並無最低安全劑量問題，只要受到輻射暴露即有可能引起機率效應，即對人體健康有影響。」

「而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更有採『增加罹病危險』之標準以證明損害，換言之，僅須證明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的確定性』（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即可，無需進一步證明被告行為造成原告目前損害。」（以上引言見〈淺談公害糾紛之因果關係〉）

河合弘之律師在1979年電視直播國會傳喚證人時吸引全國目光。圖片來源：官網。

在RCA公害事件裡也是如此，「（機率效率理論，係指暴露於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所認Group 1：）確定人類致癌物質，並無最小之安全數值，隨著暴露劑量增高，罹患癌症或重大疾病之機率也隨之增加。」（編按：核災裡，的放射性碘131也屬於IARC所認Group 1）

「.......其等健康狀況已受損，僅尚未出現明顯外顯之疾病，於此情況下，自不能僅以臨床上目前與常人相同或未出現症狀而謂其健康未受傷害。」（「公害無須嚴密檢證」 RCA工殤案關鍵全文）

〈311甲狀腺癌家屬會〉代表之一的河合弘之律師，擔任過日本律師聯合會公害對策．環境保全委員會副委員長，經手過震撼政界的道格拉斯．格拉曼貪污事件等知名官司，在1979年電視直播國會傳喚證人時吸引全國目光（見左上圖）；目前和170位律師一起組成「非核律師團全國聯絡會」，處理「飯館村民救濟」等非核、核災相關訴訟；所拍攝的紀錄片「日本與核電」在全國各地自主放映（非院線放映）達1000回，新版本「日本與核電四年後」繼續巡迴放映中，本人也積極地隨片宣講，將放映收入全數投入下一部核災紀錄片的製作。（回看系列報導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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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市民能源計畫不是最終政策，而是擬定政策的第一步。而城市對話只是一項工具，只是能源轉型過程中的一環。另一個重點，是有後續追蹤機制，讓民眾可以參與在後續落實能源議程的工作上。

「閃開，讓專業的來！」是許多人對能源議題的第一印象。尖峰負載、備轉容量、備用容量、初級能源消費、能源密集度、需量反應、平均裝置成本、併聯發電、躉購費率…各種抽象拗口的專有名詞，不只在「專家」們之間爭執不休，也讓許多民眾對能源的公共討論望之卻步。面對能源政策的討論，「不專業的」民眾真的插不上話，只能一旁洗洗睡嗎？

荷蘭烏特列支運輸、能源與環境副市長蘿特·范·何冬克 （Lot van Hooijdonk）並不這麼認為。為了落實能源民主和了解民眾的看法，出身自民間環保體的她打破慣例，在政策規劃的一開始就讓市民引領城市能源轉型的討論。

本文接續之前的報導，採訪兩位參與民眾，進一步從市民觀點分享烏特列支市民推動城市能源轉型的省思與經驗。

打破民眾不參與的迷思

「有些人對民眾參與抱持負面的想法，認為民眾一無所知或毫無興趣。但我的經驗卻與這些迷思截然不同，完全是正面的。」

說這句話的，是荷蘭烏特列支市民威卻·喬登斯 （Wicher Jordens）。去年春天，他和其他164位市民被隨機抽選而出，應市政府的邀約，參加了為期三個週六的「能源城市對話」（stadsgesprek energie），共同討論和擬定城市能源轉型的計畫藍圖。

烏特列支市民威卻·喬登斯是烏特列支大學環境與社會科學系畢業生，擁有自然科學、永續企業及創新碩士學位，很早便立志從事永續相關工作，目前在一家能源及永續顧問公司工作。圖片來源：DeStadUtrecht.nl

為了讓民眾有效地參與在能源對話之中，烏特列支市府團隊與知名氣候與能源顧問公司Ecofys合作，精心設計了三天的進階討論活動，在過程中提供各種簡明的能源相關資訊，幫助市民從天馬行空的腦力激盪，聚焦到具體可行的計畫細節，最後彙整出一份完整的市民能源計畫。

在這個獨特的過程，28 歲的市民尼爾斯·阿列博萊瑟 （Niels Alebregtse） 觀察到，只要提供適當的能源基本資訊和專家諮詢服務，來自不同年齡、性別、教育和社會背景的參與者就會開始對生冷的能源議題產生共鳴，充滿熱情且有效率地參與在討論中

「市民對話的優點之一是參與者都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來自烏特列支，都在為了讓烏特列支更美好而努力。」他說。這個共通點使彼此陌生的市民們能快速產生連結，展開對話。

烏特列支市民的熱忱和投入，也讓在場的專家刮目相看。擔任活動「啟發人」的烏特列支應用科技大學教授伊沃·歐佩斯特騰 （Ivo Opstelten） 便驚喜地發現整體市民的參與度很高，而且部分民眾的能源知識相當豐富。

另外一位能源專家，Ecofys 主要承辦人之一大衛·德·亞荷 （David de Jager）也不約而同指出，即便是一開始是為了車馬費而出席的民眾，受到現場氣氛感染後也非常投入參與在討論之中。能源知識較高的民眾，例如擁有永續相關背景的喬登斯，會主動在討論中為其他民眾解惑。而能源背景闕如的民眾可以提出具有創意、打破技術思維的點子，為能源政策帶入社會實踐與文化層次的思考。

和阿列博萊瑟一樣，兩位專家都認為市民的能源對話讓他們深受鼓舞和啟發。

論而不辯 用共識取代衝突

但另一方面，歐特佩斯騰教授也發現對話過程中，存在一些對能源轉型的錯誤迷思。這些迷思往往建立在參與者過往個人有限的經驗，與最新的研究發展脫節。

他認為，就這個層面來說，要把一些知識帶進討論桌並不容易。一來，能源專家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將複雜抽象的專業知識以讓70歲阿嬤或7、8歲小孩聽得懂的方式解說。二來，在有限的時間之下，即便有機會可以更進一步討論，也只能針對一些議題釐清，沒有時間一一解釋哪些信念為真、哪些是迷思、迷思又從哪來。

但他也點出，能源城市對話的本質，並不是針對「哪個說法才對」進行爭辯，也不是為了「讓真理越辯越明」而設計。

相反的，對話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誤解與衝突，重點是如何跨越這些難解而必然的衝突，有效地得出最佳的行動方案。

關於處理意見分歧的機制，阿列博萊瑟就自身參與的經驗提出幾點方向。

首先，好的活動總主持人非常重要。烏特列支市府特別向專司公民會議主持的機構 KaapZ 聘請一位擁有 25 年豐富經驗的專家擔任總主持人，是讓討論有效進行的關鍵之一。他能扮演調停的角色，在清楚地指引活動進行方式時，提醒市民先擱置敏感的爭議（如風機），把焦點放在有共識的地方，並尊重彼此都有貢獻討論的同等權利。

此外，時間限制也能讓對話更有效推展。

「我們被分成許多小組，每個小組也有各自的主持人，而每個時段又夠短，所以每個人都有意識地保持敏銳簡要的發言，好讓每個議題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討論，讓會議順利進行下去。例如，當有人對某些議題有強烈的個人主張時，其他人會提議擱置，轉而討論其他題目，因為這個議題很明顯地非常敏感。」

團隊分工的模式也讓成員能夠放心地擱置爭議。由於有許多不同小組同時進行討論，如果某一組出現爭議，無法就這個題目進一步討論下去，也有其他小組可以討論出很棒的想法。

這些討論的成果最後由 Ecofys 的專家彙整撰寫成「市民能源計畫」。阿列博萊瑟認為他們的表現非常出色，不只讓計畫書內容忠於討論原貌，同時更進一步列舉數字，將較受歡迎的意見延伸發展，也讓內容更具體。

對話只是公民參與的開始

要在三個整天就討論出可行的能源政策，挑戰相當高。因此烏特列支市府並沒有將市民能源計畫照單全收，而是重新思考一遍，另外擬定一份「市政府能源計畫詮釋書」作為實際施政的方向。

「對我來說，市政府很明顯無法讓200位市民決定未來15年內的城市能源發展。所以能源城市對話只是作為墊腳石 （stepping stone），讓市府了解哪些提案獲得較多的民意支持。」阿列博萊瑟務實地表示。

換言之，市民能源計畫不是最終政策，而是擬定政策的第一步。他認為，在對話一開始就讓民眾認清市民能源計畫在決策過程中的定位，相當重要。

歐特佩斯騰教授也指出，城市對話只是一項工具，只是能源轉型過程中的一環。

「另一個重點，是有後續追蹤機制，讓民眾可以參與在後續落實能源議程的工作上，讓民眾持續獲得激勵 （motivated），民眾也需要一些成果來肯定他們的努力。」

烏特列支市府的公民參與，並沒有止於市民能源計畫的討論。由於在城市對話中表現特別積極，喬登斯和阿列博萊瑟除了持續透過市府電子報掌握政策最新發展之外，也獲市府之邀，加入後續能源政策擬定的過程中。

他們代表參與民眾，出席市議會審查市府能源政策的聽證會 （council hearing），向議員證實能源計畫忠於城市對話的內容，此外，他們也各自受邀參與在市府與能源相關業者為主的數場「能源即興構想會」（Jamsessie energie），向能源業者發表市民能源計畫，並一同討論哪些部分可以由能源業者執行。

兩人都不約而同認為這些經驗非常正面和有趣，也可以學習到很多能源相關知識，但市府應該在執行進度與後續追蹤的機制上再加把勁，包括向公民揭露如何落實、何時完成等等。儘管如此，他們對市府團隊推動能源民主的用心和成就仍然讚譽有加。

融入在地特色的民主對話

在過往，能源政策往往是由技術官僚、產業代表、能源專家與政治人物等少數人來決定，廣大的市井小民雖然貴為能源消費者 （和部分生產者），卻只能在決策末端被動地接受他人的安排。

烏特列支的能源城市對話卻反其道而行：市政府與能源專家退居幕後，用行政與能源專業打造出一套有效而細緻的公民參與設計與支援，讓大多數沒有能源相關背景、抽籤隨機選出的「烏合之眾」也能深入討論城市的能源願景。

透過這樣的過程，「不專業」民眾不再只能被動地接受專家意見，或在決策過程中作壁上觀。透過細緻的對話過程，他們搖身一變成為能源計畫的領頭羊，也是市府推動能源轉型最堅強的後盾。

阿列博萊瑟認為，能源城市對話最特別的成就便是「民主程序」本身，因為能源政策將會對市民生活造成影響，市民的意見也更顯重要。

「感覺上，重點並不在於我們實際上會帶來什麼改變，而是我們用符合這座城市性格的方式完成這些計畫。」

他口中的烏特列支的特色包括「不打嘴砲的務實行動派」性格，以及「腳踏車和古老建築雲集的大學城」，這些特色也在最後一天的城市對話中被提出，融入在市民能源計畫中。

例如，城市裡有一些古老的建築，市民們不想為了達成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的目標而把它們拆掉，所以要在其他部分加把勁、變得更「綠」，好讓市中心可以稍微比較「不綠」。這就是兼顧城市特色的做法。

「荷蘭作風就是一直討論，但不一定能夠產出行動方案。這三天的能源城市對話產量豐碩 （very productive），是很有效率的做法。」喬登斯也認為能源城市對話是公民參與政策規劃的良好示範。

他建議，城市對話本身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民眾不需要因為對能源議題一無所知而妄自菲薄，「做就對了！」

「這是為自己的城市貢獻一點心力的契機，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吧！」

※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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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烏特列支城市能源對話（上）、（中）、（下）

【參考資料】

• 烏特列支市民能源計畫 （Utrecht: Energetic heart of the country- Utrecht Energy Plan）
• 烏特列支市政府能源計畫詮釋書 （Utrecht: Energetic heart of the count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ergy Plan by the Municipal Executive）
• 城市對話執行報告 （Process report on the city-wide conversation on Energy）
• 烏特列支市府能源計畫網頁 （荷文）
• 烏特列支市府能源計畫網頁 （英文）
• 城市對話活動短片 （荷文）

作者前言：由於日本對車諾比核災、廣島原爆研究汗牛充棟的關係，在談到福島核災時，許多人都會比對前者，來評判日本政府的作為，而在〈311甲狀腺癌家屬會〉成立記者會上，（在場的記者等）自然也不例外。為讓台灣讀者了解脈絡，本文先簡介車諾比核災相關政策，比對福島核災現況，及家屬會最近所遭遇的困境。

關於車諾比核災如何救援、補償，NHK ETV（NHK教育頻道）在2014年8月製播的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有非常縱深的剖析；製作團隊考究了當年議事紀錄逐字稿、政策實行檢討報告，到蘇聯解體前的政府文件等等，並訪問多位政策制定的官員，與不同感受的民眾，呈現出核災政策的不同面向。

首先，烏克蘭政府制定的車諾比法規定，「國家要跨世代地守護災民的生活與健康，持續給予補償。」其中一大特徵為，「從災後五年的時間點起算，居住環境被曝劑量一年超過1毫西弗者列為補償對象。」內容包括：

每月發放補償金（加發一成薪水）、提早領取年金、電費等公部門服務費用折扣、房租折扣、給予大眾運輸免費票券、醫藥品免費、每年健診、配給非污染食材、追加帶薪休假、往療養院的旅行券、大學優先入學、學校營養午餐免費（參見下方影片、圖片）。

烏克蘭科羅斯堅市民集會，要求政府，若蘇維埃政府不管，自行處理車諾比核災。圖片來源：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截圖。

但即便如此，距離車諾比核電廠120公里遠、年度被曝劑量在1~5毫西弗的科羅斯堅市，仍有4000人決定移居（可以選擇留下或移居），一位受訪居民說：「即便對大人沒影響，但（對輻射敏感的）小孩或許會有。」對於移居的居民，政府會提供就業、居住、搬家費用，以及因為移居所導致的財產損害補償。1996年烏克蘭獨立後，新制定的憲法規定，對於車諾比災民的救濟，是國家的責任與義務。

NHK ETV「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片段（中文字幕）。

如此完整且具有高度的核災救助政策，並非自始即有，相反地，它是經過犧牲者的努力發聲、人民大規模的上街抗議、政治人物的積極任事，與學者的專業建言之後，才得以問世。

車諾比法救助項目之一部份：每月補償金、提早領取年金、電費等公家服務費用折扣、租屋折扣。圖片來源：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截圖。

日本政府目前的核災救助政策大要，有兒童健康活動、兒童保健、兒童生活環境改善（高速公路免過路費、避難住宅），但近年有縮減的傾向（來源：內閣府）。

首先在受害國之一的烏克蘭，收拾善後的警察、軍人、消防員等80萬人，陸續罹病、向當時蘇聯政府書記長戈巴契夫投訴，而後，這些善後的工作人員，和民眾團結一心，在流行病學醫生、烏克蘭綠黨黨主席的Yuri M. Shcherbak率領下，要求公開污染資訊，開啟了一連串的市民運動與災後措施。1990年6月，烏克蘭國會議長決定制定專法，組成12人委員會，經8個月的討論與工作，制定了車諾比法。

車諾比法規定，一年1~5毫西弗以上有避難移居權利（棕色部份）。右上輻射標誌處為車諾比核電廠／チェルノブイリ，其下是距離110公里遠的首都基輔／キエフ。圖片來源：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截圖。

烏克蘭獨立後，於1996年制定新憲法時明訂，救助車諾比核災為國家義務。圖片來源：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截圖。

討論的爭點之一，是決定補償與否的被曝劑量標準，當時估算，若把標準從年度5毫西弗降到1毫西弗，官方認定的災民人數，將膨漲到100萬人以上，對補償規模的影響不容小覷。對於核災補償標準，擔任過白俄羅斯車諾比核災最高委員會委員、物理學博士、核工所院士、放射線研究所院士的Mikhail V. Malko說：「核災歷史，就是輕視放射線防護標準，因而悲劇重演的歷史。車諾比核災後五年，政府才把標準改回年度1毫西弗，但即便如此，受害已很嚴重，福島核災需儘早回復原標準（目前為年度20毫西弗）。」

以2014年為時間點，烏克蘭被認定為核災災民的人數高達人口的5%、213萬人，若照法律規定，災民約需總預算的40%、800億烏克蘭幣（以當時匯率換算約2200億台幣），但實際上只編了110億烏克蘭幣（以當時匯率換算約300億台幣），以致於每位災民的餐費補助只有新台幣5元左右、薪水加給只有新台幣30元左右。烏克蘭政府也承認，車諾比法落實程度從1996年的57%一路下滑到14%（參照下圖）。

烏克蘭政府出版的車諾比核災25年報告書指出，由於種種原因，車諾比法的落實程度一路下滑。圖片來源：紀錄片「國家做了什麼補償？～車諾比法23年的軌跡」截圖。

面對這樣的窘境，對烏克蘭政府來說是非戰之罪。往昔還在蘇聯體制下時，原本中央（蘇維埃）政府預定投入103億盧布（在當時約7000億新台幣）救災，然而世界局勢丕變，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1991年8月、車諾比法制定後的半年，烏克蘭宣佈獨立，蘇聯也在同年12月解體，新的俄羅斯聯邦廢止這項援助，告知核災關連國家今後須自籌財源。而後歷經經濟危機、反政府革命，每下愈況，儘管新政府表示，會持續救助政策。

作為核災前例，烏克蘭經驗也影響到關於福島核災的看法。福島醫大教授山下俊一曾表示，烏克蘭補償預算壓迫到國家財政，導致全體國民受害，不希望日本如此。另一方面，在日本為奧運投入鉅額預算、大興土木之時，也有不少為福島感到不平的聲音，著名動畫導演宮崎駿便是一例，他不但拒絕為奧運製作影片，也在接受法國媒體訪問時明言，比起2020奧運，福島核災更值得全國投入資源。

儘管有投入更多資源的呼聲，但〈311甲狀腺癌家屬會〉最關心的未成年人甲狀腺癌檢查（福島縣民健康調查）卻傳出可能縮小規模的消息。據日本各媒體報導，2016年8月25日，福島縣小兒科醫學會會長向福島縣府要求縮小檢查規模，理由包括「會讓縣民不安」、「過度診斷（不嚴重的病被提早發現反而不利）」等（在本系列〈上〉、〈中〉篇已辯證過的爭議）。

白俄羅斯甲狀腺癌人數在車諾比核災前後十年的統計，小孩增加72倍餘，大人3倍左右。在家屬會的記者會上，一位公民記者暨廣島原爆災民指出，就像他們當初一樣，大人也該追蹤調查（來源：京都大學原子爐實驗所）。

2010~2013年日本東北地方甲狀腺癌手術數統計（不分大人小孩），在2011年後有增加傾向。（來源：放射能から子どもを守る企業と市民のネットワーク）。

福島縣在心臟、腦血管等疾病方面的死亡率，災後2014年比災前2009年，超出全國平均更多。

另一方面，家屬會則召開記者會，呼籲「檢查不但不該縮小，還應該擴大。」代表人河合弘之說，車諾比經驗顯示，災後4~5年病例將會激增，自然應該擴大；陳情書也寫到，之前有不少病例復發、移轉，或者必須治療，不像坊間傳言，是「容易治療的疾病」（參照前回醫師牛山元美說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有其好處。事實上，去年2015年2月發表的福島縣健康檢查會議中間彙整報告也認為，既然有車諾比的前例，加上推測被曝劑量最高的兒童，理論上有可能增加罹癌風險，檢查有再充實的必要。

所謂擴大或者充實，意涵究竟為何呢？由於面向多端不易說明，但，不管是記者（就廣島原爆經驗）對家屬會的提問，或者福島縣醫師會副會長木田光一（於福島縣健康管理專家會議上）的發言，大體上可以說：目前針對核災的福島縣（甲狀腺癌）健檢，有三個面向：福島縣、甲狀腺癌、未成年人，相關數據只能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反過來說，縣外（他縣或避難到他縣的福島縣民）、甲狀腺癌之外的疾病、成年人等面向，則有程度不等的缺漏，未來如有需要進一步的了解與分析，檢查體制的完備不可或缺。

2013年5月8日，在日本眾議院震災復興特別委員會上，南相馬市立綜合病院副院長、廣島大學客座教授及川友好報告（中文字幕），在有限的數據採集狀況下，發現腦中風比率驚人地增加，「是非常可怕的數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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